杨涛等：把握支付清算创新趋势(5月30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对于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来说，支付清算体系恰恰构成了最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各类金融交易顺利进行的依托。当前，我国支付清算体系发展迅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日益突出，也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沿。
    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研究拓展处大量新的空间
    笔者从央行支付清算体系、第三方支付机构体系和证券清算结算体系这三大部分，来简要分析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就央行支付清算体系来看，迫切需要适应新技术挑战，推动支付服务与规则的优化。在支付清算体系建设中，面临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除了安全和稳定性要求之外，不断提升对各类客户的服务效率和体验，是监管部门需要更加重视的目标。例如在最具代表性的零售支付领域，就首先需要做好风险与效率的权衡，二者不应有所偏颇。监管部门应该更好地引导零售支付市场健康发展，推动支付服务提供主体的自我完善和升级，因为真正能够把零售支付市场“蛋糕”做大的选择，是依托支付平台、产业链之上的多元化增值服务，包括提供面向不同客户的、支付附加的非金融和金融服务。同时，我国的支付市场建设还应从全球战略角度看待，重在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更有效地给企业和居民提供服务。此外，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对于支付体系带来的重大挑战，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在账户层面。面对网络电子账户的快速发展，央行一是应该加快规则建设，包括电子签名等各种“软规则”和应用远程开户的硬件设施和技术标准，并把握好过渡期网络实名认证账户和线下实名账户之间的关系，二是结合新形势深入研究网络银行和虚拟电子账户的监管问题，及时修订和完善原有的线下规则，或者出台新的监管规则和标准。
    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中，转型与规范成为重要的主题词。一方面，随着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各企业在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收单等业务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同质化，业务规模和利润增速的下滑、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和大力整顿，促使第三方支付机构纷纷谋求转型，在原有支付业务承担收付款功能的基础上，与财务管理、市场营销、金融服务等业务进行叠加，谋求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尤其是行业领先的支付机构，预计将对多年发展积累的大量客户数据信息进行挖掘、整理和利用，对用户账户变动规律、用户支付习惯、用户关注商品类型等进行深度研究，以传统的支付业务为中心，向前端和后端进行业务拓展。其中，可以利用过往交易流水、企业基本信息、上下游企业信息、行业基础信息等，向前端发展融资服务、理财服务、财务咨询等业务；利用企业目标客户信息、客户支付习惯信息和账户信息、目标行业目标市场信息等，向后段发展战略规划、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线上营销、市场推广等业务，从而进一步实现支付业务的增值和延伸。
    未来在整个第三方支付体系的发展中，规范运行将成为另一重要主线。首先在支付产品和服务创新、机构运营和内部管理、备付金的安全保障、与银行业机构的关系等方面，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共赢、规范的支付生态协作体系。在此之外，各方最关注的问题，还是在以互联网支持的公共网络系统下，第三方支付既能够给用户提供更有效的支付体验，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部分支付企业实际上已经介入到了清算环节。长远来看，在新技术冲击下，各种类型的转接清算组织出现融合趋势，整个支付清算体系将更加具有开放性。以提供网络支付服务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企业来看，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小额、零售支付交易的清算效率，并且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增值服务和信用支持，但与此同时，也面临依据的规则缺位、信息不够透明、结算最终性的信用支撑有所不足等矛盾。可以看到，日前国务院发布的银行卡清算市场准入规则，已经为推动相关改革和完善创造了条件。
    就证券清算结算体系来看，既取得了重要制度突破，也面临一些迫切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中央对手方（CCP）清算机制取得较大进展。这一机制可以有效消除对手方风险，促进市场交易活跃，有效管理系统性风险；从微观角度来看，净额轧差还可以显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市场参与者的参与成本。近五年来，中国场外金融市场实现了CCP清算机制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实现了业务的快速发展和所服务对象不断拓展，相应的中央对手清算机构建设也取得显著成绩。2014年，中国场外金融市场集中清算规模逼近2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率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规模是场内市场同类产品的2.62倍，充分显示出场外金融市场衍生品及与之配套的集中清算制度的优势。长远来看，我国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作为最为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之一，应进一步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各项要求，努力成为提升中国场外金融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的重要支柱。
    另外，还需要在互联互通和开放性方面做文章。一方面，例如债券市场分割问题依旧存在，尤其体现在交易所与银行间的转托管业务上，手续繁琐、手工办理的转托管与高效自动化处理的交易结算之间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对此我们看到，债券转托管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并运转流畅，从技术上理应可以实现转托管实时到账。对于债券市场，应支持债券品种在不同市场的交叉挂牌及自主转托管机制，促进债券跨市场顺畅流转；推动托管结算机构信息共享、顺畅连接，加强互联互通，努力提高债券跨市场转托管效率；支持监管机构逐步强化对债券登记结算体系的统一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对于证券市场，应加强场内场外市场间的互联互通，统一标准，数据集中。另一方面，国内现有的关于证券清算结算方面的制度安排以及法律环境在不少方面与国际并不完全接轨，这阻碍了我国证券清算结算体系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对此，需要探索多种方式加强与国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市场双向开放。同时进一步推动国内有关交易、清算、结算的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积极落实2012年4月CPSS（2014年9月更名为CPMI）和IOSCO共同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简称PFMI），并接受国际机构评估，以利于国内的清算结算机构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支付清算理论与宏观经济关联日趋密切
    当前，各国都越来越重视支付清算体系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目前，与其在现实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相称，支付清算领域的研究也逐渐走到了学术前沿。近年来在国外兴起的支付经济学，就旨在研究支付过程的交换机制，包括代理人完成支付使用的支付工具，及金融中介在支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等。这些学术探索正好契合了各国监管部门的需求，如欧央行主导成立了支付经济学研究小组（Payment Economics Network），旨在使支付清算研究与政策制定更好地结合起来。美联储在2015年初发布了题为《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U.S. Payment System》的报告，并且正在构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着力研究和推动美国支付体系的效率与安全。实际上，支付清算领域研究已经从过去货币和信用文献列车中的一小节“隔离车厢”，逐渐成为蕴含丰富的理论、方法创新前景的学术“富矿”。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支付清算体系日益积累的数据与信息，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素材。例如，2014年我国的支付清算业务快速增长，尤其新兴的移动支付等业务更是如此。与此同时，当年的支付清算平均每笔交易规模保持了下降的总体趋势，而单位结算账户在银行结算账户中所占的比重也进一步下降，反映了新兴的快捷支付方式的普及对于小额非现金支付活动和个人银行账户使用所起的推动作用。相信随着支付技术的发展，这一趋势仍将在未来数年内继续。再如，随着现代生产链条的不断迂回化和金融体系的复杂化，创造同样数量的GDP，现在需要比过去更多的支付活动。在2007～2014年期间，非现金支付工具规模与GDP之比的最小值出现在2008年第4季度，为16.51，而最大值出现在2014年第1季度，为32.77；支付系统业务规模与GDP之比的最小值同样出现在2008年第4季度，为25.50，而最大值出现在2014年第2季度，为59.46。
    首先，通过多角度的数量分析可以看到，支付清算体系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有丰富的关联，尤其是与GDP、CPI、PPI等。例如，就名义GDP来看，一方面从非现金支付工具看，研究发现名义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与滞后2期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增长率显著相关，后者能够解释GDP增长率波动的近50％，这就使得非现金支付工具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具体到不同支付方式来看，除了汇兑等支付方式与GDP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之外，票据与银行卡同GDP增长率都有很强的相关性。尤其是银行卡，其滞后2期的同比增长率可以解释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波动的70％以上，拟合优度远远超过总体非现金支付工具。另一方面从支付系统看，大部分支付系统业务都与名义GDP的同比增长率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不过其中拟合优度最高的则是行内支付系统，它在显著性与拟和优度上都要高于支付系统总体业务规模的拟合效果。其次，就真实GDP来看，在其季度同比增长率与总体非现金支付工具规模增长率之间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相关关系。不过在更具体的非现金支付工具种类上，课题组发现票据与信用卡同真实GDP相关。另一方面，不同于非现金支付工具，支付系统业务与真实GDP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尤其是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还有，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卡跨行支付业务，它与真实GDP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体现在当期，而是滞后1期，并且其相关性在显著性与拟合优度上也大大超出其他支付系统业务。再次，就CPI和PPI来看，一方面，CPI与非现金支付工具其滞后2期的业务金额显著相关，后者能够解释CPI增长率波动的超过70％。其中，银行卡和汇兑等其他方式同CPI变化率的关系显著，并且时滞都是两个季度。同时，滞后1期的支付系统业务增长率可以解释CPI季度同比增长率约一半的波动。另一方面，滞后2期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增长率与PPI季度同比增长率显著相关，并且能够解释后者约一半的波动，其中，银行卡支付增长率可以解释PPI增长率三分之二的波动。同时，滞后2期的支付系统业务增长率与PPI季度同比增长率显著相关，并且能够解释后者60％的波动。
    支付清算领域拥有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理论问题
    首先，从全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对构建高效、规范、透明、系统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十分重视，而支付清算就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核心部件。目前，PFMI已经成为指导各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以及交易数据库等。虽然各国对PFMI的落实执行进度不尽相同，同时体现在本国法律、法规、政策中的具体要求也存有差异，但各国均在朝着完整、一致遵守PFMI的方向在努力，这体现了危机后各国在对金融市场的认识以及金融监管的思路上存在某种共识。提高金融基础设施的标准及加强其作用，实际上是在强化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当前我国依照PFMI原则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安全高效和平稳运行，有利于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与合作、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可为进一步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金融改革而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对于PFMI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
    其次，从我国的情况看，一方面，需要深入研究货币国际化背景下的支付清算体系变革。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人们对国际货币的支付结算功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的研究文献也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视角下的支付清算体系发展值得关注。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是近两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热点问题，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一波互联网金融研究热潮。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支付清算体系的冲击是深远的，而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正是从支付清算领域发端的。
    当然需要清醒地看到，虽然全球支付清算体系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多令人振奋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但国内外研究基础的普遍薄弱，促使我们仍然需要从基本问题入手。例如：在学科建设层面，研究方法的专业和规范、基本学术概念的标准化，以及与本身就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的对接，都是所面临的现实难题；在政策实践层面，除了各方聚焦的支付清算组织与产品之外，推动支付法律法规建设和加强市场化前提下的支付服务消费者保护，则是在行业“喧嚣”之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