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地方金融发展需转变观念(8月16日)

    日前，各省纷纷公布上半年GDP数据，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尤其引起各方关注。结合2015年的数据来看，地方金融发展的差距更加明显，以金融增加值占地方GDP的比重为例，既有北京、上海、天津始终位居前列，也有一些中西部地方的增速有所上升，但规模仍然有限。
    综合来看，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地方金融竞争愈演愈烈，各地方都希望把金融作为支柱产业之一，既能为地方做出直接的GDP贡献，又能够相对自主可控，从而为地方经济发展更好地“输血”。曾经有一段时间，全国众多城市都提出了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理念，不管自身是否具备基础性条件。虽然近期这种自下而上的金融冲动有所缓解，但在新形势下，仍需重新梳理地方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
    首先，地方金融发展如果偏离了实体需求，则会带来更大的损害。例如，据分析2015年我国支付清算业务规模与GDP总量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创造1元GDP所需的支付系统业务规模从53.25元上升为64.77元，其增长率达到了21.65％，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值，这或许反映了金融与实体的疏离。在实践中，有些地方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失衡，基础产业薄弱，却对地方金融业寄予过高期望，这些都值得商榷。
    其次，地方金融发展需权衡规模与结构的关系。许多地方过去面临金融活动不足的现象，因此更关注通过金融深化来提升各类总量性指标。然而伴随着金融要素的日益复杂，包括金融增加值、金融相关率在内的简化指标，逐渐难以适应对金融发展程度的准确描述与刻画。尤其是在我国，与GDP增长相对应，包括如金融机构总资产、货币供应量等在内的诸多指标，在全球来看都并不低了，但大家仍认为我们还距离金融强国甚远，这表明金融演进的衡量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地方金改更需重视新形势下的金融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而非金融活动简单扩张带来的“虚胖”。
    再次，地方金融的发展差距可能是常态。当前各地方的增加值的增速差异较大，增速处于中游的广东、江苏，其规模也居于领先。同样以2015年央行大额支付系统的数据看，处理资金总量居前三位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其资金流动总量分别占全国资金流动总量的29.76％、16.26％和12.62％，体现了上述三地在全国资金配置中的枢纽地位。这种差距不是自下而上的地方金改能解决的，最终仍需要服务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并且形成上下互补、协调发展的金融合力。
    再者，地方金融发展需检查开放心态。未来需由过去局限于行政区域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地方”金融改革，逐渐转向适应产业的跨区域一体化与国际化趋势、现代产业的网络化与智能化趋势上来，打破过去的“一地一域”的视角，配合国家经济金融发展战略的实施。具体来看，地方金改将来应实现以服务区内为主，着眼区外为辅。尤其在推动金改的外向型经济地区，其代表性企业的产业布局逐渐拓展到全国乃至海外，这也带来了特殊的金融需求。一则，在现有的地方发展模式与竞争格局下，服务于地方产业、企业、居民仍是地方金改的主要环节；二则，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区域化、一体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外向型地区的金改，就应跳出区域范畴，服务于本地企业的“走出去”战略，着眼于全国、全球的布局。
    最后，地方金融发展需发挥比较优势，选择特色的金融与经济“排列组合”。地方只有更好地实现新型产融结合，才能获得全新的发展动力与活力。具体而言，多元化的产融结合模式可以包括：新金融加上新经济；新金融加上传统经济的升级；优化升级的传统金融加上传统经济与产业；优化升级的传统金融加上传统经济的升级。各地方产业特色和金融基础千差万别，面面俱到的“普遍撒网”式金融发展必然带来低效率，应当在如上“排列组合”中，选择适应地方需求与现状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