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双引擎构想下的配套设计(4月27日)

    中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头，所谓“爬坡”就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尽力挖经济发展潜力，维持中高经济增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突破人均收入一万美元大关；而“过坎”就是在结构调整中寻找新经济引擎，激发经济成长的内生动力，让民间资本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的自发拉升力量。在这方面，克强总理早在今年1月出席冬季达沃斯论坛发表的演讲中就给出了答案。他的观点是要用好“看不见（市场机制）”和“看得见（政府政策）”两只手，开启经济增长双引擎。看不见的手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看得见的手是改造传统引擎，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克强总理在这次演讲时特意提到浙江义乌青岩刘村，这个村只有700户人家，却开设了2800多家注册商店；而在传统引擎升级方面，克强总理则用数据说话：目前中国公共设施的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城镇化比例则比发展中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
    我非常赞同克强总理的对策构想，因为这套双引擎驱动思路符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多年来一直以政策经济学为研究重点，近年来也常常思考李政府和温政府的政策实践异同。大家都知道，温政府时期的2002至2012年，中国人均GDP翻了4倍，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骄人的业绩，但温政府时期在改革举措上实事求是说乏善可陈，老百姓收入虽然增加了，国家财政实力虽然雄厚了，但中国的生态足迹环境保护产能过剩及经济结构矛盾问题却是更加突出了。李政府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痛苦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再平衡中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来维持一个不算太低用官方语言说“中高等经济增速”来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应当说，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这比传统的投资出口双驱动模式更难于把控。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题说，核心都不外乎五个字——提高生产率，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中，中国的生产率提高既有体制制度释放的内生性贡献也有人口红利、资本投入等原因促成的外生性贡献。从发展经济学原理上总结，对所有国家来说，最具革命意义的永远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是负数，到1990年代前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值达到最大，近20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不断下降趋势。现在，中国最迫切的发展主题就是如何找到一条能激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路子。这个新路子决策层和理论界目前已达成共识，那就是如何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共识的成果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60条》。
    在中国哲学中，历来有知易行难之说。决策层和理论界都承认市场机制重要并决意让它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如何把这一理论共识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意义的现实政策却着实不易。
    中国多年来的传统做法是政府既主导改革也主导发展，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其实际涵义就是政府退出，我们的各级政府要由领导型转变为服务型，要正确解决过去30多年形成的“越位”和“缺位”弊端，经济领域审批和干预是“越位”的典型表现，而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缺位”记录也需要彻底修补。
    如何在创业狂潮来临时做“缺位”修补？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台湾“行政院”为营造台湾地区的网络创新环境，已责成经济部修改公司法，增订“闭锁公司”专章，打破“一股一权”的限制，让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以少数股权掌控经营权的模式，也能在台湾发生。这非常有启发意义，中国在2014年一年新增市场主体（包括新注册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多达1293万户，这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在GDP仅增7.4％的情况下，新增就业人口不降反升比2013年多出了12万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对有关部门能够做进一步的配套政策设计，如：修订公司法，增补闭锁公司内容，稳定创业者的股权和经营权控制预期；责令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天使型创投基金；解决私营公司创业者重复征税（免征个税）；对科技型创业企业各种税收费用实施大幅度减免；财政贴息及亏损补贴；国外引入人才享受科研项目经费支持及个税减免优惠待遇等等。这些配套设计如果及时跟进，中国的创业狂潮就不会变成一窝蜂式的瞎忙活，而是能够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凝聚过程。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目的是打造新引擎。打造新引擎除了政府用增加和改进服务弥补“缺位”之外，还要解决“越位”问题，这一点，通过克强总理在两年前就提出的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为基本内容的举措已经在逐步落实。现在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如何对国企改革减少国企垄断问题做进一步政策明确。从《改革60条》中的表述看，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依然是理论认识问题，我在这里只简单说一句，我认为在国有企业及提升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力问题上，我们中共党内的理论家们在认识上仍有诸多偏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将效率标准放在第一位去考虑国有企业及公有经济的地位作用问题。
    改造传统引擎是李政府在当前发展阶段的另一重大思路，在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形势下，改造传统引擎的实际涵义就是用增加新投资的办法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缺口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克强总理在2015年1月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已给出数据，毋庸赘述，这说明在经济下滑控制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可随时将财政支出作为一项刺激手段作为最有效的工具来运用。在通常情况下，则如克强总理讲过的那样：市场能办到的事社会能办到的事就尽量让市场和社会去发挥作用，政府尽量不要插手。因此，在改造传统引擎即调动投资这驾马车的积极性时，所谓对传统引擎的“改造”，我理解，它的涵义也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特别是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运用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最终的着眼点是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疏导储蓄—投资循环流程，引导非政府资金自动流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按照财政学原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本来是由政府提供，但在中国，有许多事都存在界限模糊问题，最近几年来流行的PPP模式等新概念已经对传统的公共产品供应理念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的决策者一定不要墨守成规，掌握政府政策的权力部门也应当在新形势下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举措，例如财税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在税收优惠、融资便利、货币信贷控制等方方面面想办法引导非政府资金自动流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在改造传统引擎方面切实发挥作用。具体配套措施不用我多说，我们的发改委、财政部和一行三会都是高知识结构人才的聚集地，只要中央有“改造传统引擎”的明确任务指令，他们就会想出很多好办法来。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在不简单依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去想办法想对策，一个经济体，如果能够从体制，制度和政策上想出释放经济发展潜能的好办法来，这就是最高明的国家治理上的惠而不费。我相信，中国目前肯定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