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外汇储备之“多”打造人民币之“强”(彭兴韵；4月21日)

    “多”不等于“强”
    截至今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已达8751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了主要国家的外汇储备，作为经验规则提出下限为进口加偿外债的1/5，上限为1/3。但是，外汇储备有多少才合适与贸易差额并无必然联系，这要完全取决于该国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以美国为例，它有越来越大的双赤字，可美国并没有什么外汇储备，这完全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确立的美元霸权地位所决定的。本国货币越强势，政府需要持有的外汇储备就会越少。虽然日本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但它并没有逃过近十年前的金融危机的劫难。外汇储备的多寡与一个国家经济金融强大划等号并不正确。
    无论什么因素引起了外汇储备的激增，都是我国经济失衡的表现。贸易顺差引致的外汇储备增加，反映的是国内总需求的不足；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外汇储备增加意味着中国将许多的良好投资机会拱手让给了外国人，在国内储蓄业已大于国内投资的情况下，过分地鼓励外资和外资崇拜的结果是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创新精神的进一步抑制；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带动下的国际热钱的涌入引起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中国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找到平衡的砝码，就需要依赖于更紧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然而，这种平衡方法是十分复杂的。虽然西方学术界有许多自由贸易的旗帜，但自由贸易总会遭到全球化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国内党派关系等政治瓜葛的纠缠，一些一个时期最积极地主张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国家，在另一个时期却又是彻头彻尾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最近中国与欧盟、美国等发生的贸易争端，就充分暴露出了这种平衡机制的局限性。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还扭曲了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系。基础货币要随外汇储备的增加而被动地增加，为了控制基础货币的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又不得不大量地发行央行票据予以对冲。它不仅降低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也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无谓的操作，扭曲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在外汇储备资产的运用上，中国将近三分之二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似乎已经成了共识。但是，作为一项投资，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总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不仅在于美国国内债券市场价格波动及相应的信用风险，而且还有汇率风险。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增加中国外汇储备的市场风险和汇率风险，即使它不以违约这种有损于美国政府形象的极端形式让中国的外汇储备贬值，也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方式让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自动地缩水，从而达到减轻美国政府偿还对中国的外债负担的目的，这是已经发生并且还将继续发生的事情。
    变“强”的渐进策略
    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或潜在的不利影响是应当正视的。在短期内，中国应当采取措施将外汇储备的增长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界限内。4月1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下的外汇管理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是中国放松外汇管制，促进资金双向流动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积极举措。
    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现在也应当考虑如何打造一个强势的人民币，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员。这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时，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增强国内经济的灵活性。二战结束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其它货币无法获得的战略机遇。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又享受了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它通过在新秩序下保持美元强大的基准货币地位，顺利地实现了国际资金的回流。这样，美国一方面保持经常账户的赤字，通过信息技术的领先地位实现了生产力的提高，并且巧妙地利用美元的作用，将和平红利全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人民币显然没有美元那样的历史机遇确立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采取相应的战略逐步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储备货币格局，建立多极的储备货币体系，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采取中国一贯的渐进性策略，首先让人民币在与中国文化相近、经贸关系更紧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后，再让它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实际上，除了对美国、欧盟保持着贸易顺差外，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一直保持着大量的贸易逆差，中国应当利用这样的贸易格局让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国际化。在此基础上，人民币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渗透，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才不会再为外汇储备的多寡而伤脑筋，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得到更平等的地位和更大的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