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南军：对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养老问题的反思(11月29日)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春秋时孔子偕徒外游，忽闻道旁有哭声，停而趋前询其故，皋鱼曰：“我少时好学，曾游学各国，归时双亲已故。为人子者，昔日应侍奉父母时而我不在，犹如‘树欲静而风不止’；今我欲供养父母而亲不在。逝者已矣，其情难忘，故感悲而哭。”到了21世纪，因为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的问题，现代人多了“亲有待，子欲养而力不从”之虑。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估计到2020年，城镇退休人员将超过1亿人。到2030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率将会达到24.4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8.5个百分点。即使在当前，养老问题也已经日渐严峻，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养老金空账运行现象严重动摇了公众对社会养老的信心，也引发了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模式优劣的比较，并最终确定了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的基本改革方向。然而，这其中存在两个重要的认识误区。
    一个误区是：基金积累制代替现收现付制就能够实现“亲有待，子欲养且力从”。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都是下一代人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来养上一代人。现在，有人认为基金积累制是自己养自己，基金积累制意味着代际之间的“等价交换”，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先不说这种交换是否等价，从实体经济角度考虑，上一代人是拿什么商品与下一代交换呢，除了少数长期性房屋外（在当前中国，房屋寿命普遍较短，是否能够拿到50年后与下代人交换还未可知），至于食品、衣物、医药、护理服务等都不可能拿到未来和下代人进行交换，更遑论情感关怀了。在基金积累制度下，上代人向下代人索取物质产品凭借的是其在工作期间进行养老储蓄而积累的货币权利，权利大小和自己的缴费情况密切相关，本质上仍然反映了本代人之间对未来养老物品的相对分配权利，并不反映自我养老。就代际关系而言，整代人自我养老是不存在的。
    另一个误区是：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都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那么他们的“养老钱”便无从开销，其养老任务只得落到了在职职工肩上。一副抱怨的口吻！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现在的老人本来就应该由我们年轻人口赡养的，我们不要回避这个义务，它是我们人类社会的基本责任。现收现付制导致的巨大财务负担，本质上反映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口和年老人口对社会实物财富的分配问题，而不是所谓的个人账户积累问题。
    澄清这两个认识误区后我们不得不考虑：既然我们需要为本代老人养老，同时又需要下代人为我们养老，那么社会生育率的高低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社会生育率的高低影响本代人抚养子女负担水平和下代人赡养老人的负担水平。在生育率提高、人口年轻化或者稳定的情况下，当前人口实物形态上的抚养负担重，未来年轻人口实物形态上的养老负担轻；与之相反，在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当前年轻人口实物形态上的抚养负担轻，未来年轻人口实物形态上的养老负担重。这与实行何种养老金计划制度无关，因为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只是养老金筹资方式不同，它主要影响到未来老年人口向年轻人口索取物质产品的多寡问题，以及老年人口内部对养老物品的公平分配问题。
    人类社会要生存延续就要生产，既包括物质再生产，也包括人口再生产，即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和谐的人口再生产，也就没有和谐的物质再生产。如果人口再生产不能和谐进行，从而导致生育率过低的情况，无论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都会以影响社会劳动力人口的稳定，进而威胁到我们的“晚景”。如果是现收现付制，未来缴费人数减少，直接导致财务资金缺口；如果是基金积累制，未来生产人口减少，将导致巨额养老金在未来没有实物与之相对应，即使兑现了支付养老金的货币性承诺，但却无法维持应有的养老生活水准，导致“晚景”凄凉。
    20世纪后半叶基本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可是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西方国家和地区还是遭受了养老金的财务危机。频出财务危机的养老体系依然能够支撑的原因之一在于外来年轻人口（通过移民或劳务输出）的补充，例如拉美和亚洲对于美国，土耳其对于德国，北非对于法国，东南亚对于香港等。然而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却不适用，原因在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即使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下去，成为世界级的财主，等到社会老龄化非常严重时，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能力为中国补充年轻人口，放眼世界，也雇用不到几个长工来为我们养老。此外，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等到当今高生育率国家也走向低生育、老龄化的时候，养老金财务危机可能成为全球性问题，那个时候谁会有能力而且愿意垂怜中国呢？
    在现行人口政策下，当前中国人口在绝对数量上已经得到控制，但是人口再生产有其特殊的规律性，巨大的惯性使得中国人口有向另一个端点发展的趋势——未来人口的减少。而且这个趋势在将来可能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首先，人口生育有其自身特点，即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间的高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过去“多子多福” 的传统观念，从而“不愿”多生。其次，中国现行的人口政策减少了家庭平均生育的数量，使得儿童抚养水准升高。尤其是城市儿童的衣食住行、教育、娱乐等方面费用水平，基本上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为基础形成的，导致父母“心理抚养能力”下降，也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而“不敢”多生。最后，当前新生儿性别的严重失调将引发未来生育人口的失衡，从而“不能”生。这些“不愿”、“不敢”、“不能”的因素将导致新生人口大幅减少，引发和加剧中国社会“亲有待，子欲养而力不从”的矛盾。
    和谐的人口再生产才能保证社会养老体系的稳定，违背自然规律，在人口问题上追求“毕其功于一役”，只能让我们社会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今天，当我们犹犹豫豫地对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养老问题重新进行反思时，却发现时间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