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

    一  导言
    在关于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文献中，除去一般性的判断或者说结论性的陈述之外，通过经验研究持肯定或否定的文献逐渐增多（如Minami and Ma, 2010; Yao and Zhang, 2010; Zhang and Wang, 2009）。然而，研究尚缺乏一致定义前提下依据特定标准进行的经验检验。为了深化这个讨论，本文拟在准确界定刘易斯转折点原意的基础上，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提供更多的证据。根据刘易斯本人及稍后研究（参见Lewis, 1972；Ranis and Fei, 1961），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因此，本文着眼于普通劳动者工资变化趋势的考察。
    南亮进（Minami, 2010）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时，根据日本经验设定了5个与工资变化相关的基准作为检验转折点是否到来的经验依据。这些基准是：如果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则（1）生存部门（农业）的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2）生存部门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3）生存部门实际工资从长期不变到迅速提高，（4）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趋同，以及（5）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弹性转变为弹性在零与无限之间的水平上。南亮进显然是按照商业化点的定义确定的上述基准。不过，他本人也同意，由于第一个基准过于严苛，可以以其他基准代替。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刘易斯转折点，则可以重点关注基准（3）和基准（4），即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及与熟练劳动者工资趋同的趋势。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发展中，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典型特征是长期不变，即处于高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的生存水平上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以及随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的逐渐清除，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小城镇，再到所有城市、转移规模不断扩大、就业日趋稳定的过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在城市就业，必然相应减少农业中劳动力的剩余水平。特别是，中国人口转变的结果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降低（蔡昉，2010a）。与此同时，高速经济增长保持着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以致出现劳动力需求增长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的局面。
    相应地，自2003年以来，“民工荒”或广义地说劳动力短缺现象持续出现，正如理论预期的那样，农民工工资自此之后逐年上涨。不仅如此，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工资水平也大幅度上升，显示了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非熟练工人短缺和工资提高之间存在的一致性。按照刘易斯（Lewis, 1954）的定义，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Cai and Wang, 2010）。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工资差异的变化，进一步检验转折点的到来。
    在改革开放期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持续存在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第一是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反映教育水平和技能的差异。许多研究显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回报提高，由此产生的工资差异愈加显著，在工资差异中的作用趋于扩大（Zhang et al., 2005）。第二是劳动力市场歧视因素所致，包括性别歧视和户籍身份的歧视。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这类歧视因素趋于减少，在工资差异中的影响份额降低（Wang and Cai, 2008；王美艳，2007）。
    除了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外，长期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也会加强或减弱上述两个导致工资差异因素的作用。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非熟练劳动力供给充足甚至过剩，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仅仅存在着熟练劳动者的供给瓶颈，其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倾向于拉大。与此同时，由于雇主不受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制约，因此倾向于利用存在着的制度障碍，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虽然这类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等不断得到改革，但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农民工仍然受到工资和其他待遇上的歧视。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的短缺既已发生，劳动力供求关系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作用相对上升，即使在上述两种导致工资差异的因素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工资趋同的结果。此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不再突出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功能愈加趋于完善，边际劳动生产力在工资形成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因此，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越来越成为理论上可以预见的。
    文章出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