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适应逆城镇化现象，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作者：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逆城镇化问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正确理解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对推动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两个方面都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我国城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同时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在一些地区出现
    我国城镇化近些年处于高速增长期，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平均每年以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城镇人口达到8.13亿。也就是说，近30年我国平均每年有约1900万人口进入各类城镇就业和定居。从进程看，我国已经完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过程，按照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达到70%，城镇人口可接近9.8亿人。但是由于各项改革进展较慢，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就是说，目前在城镇就业的2.87亿农民工，还未真正实现在城镇落户。而未来如果城镇化率达到70%，意味着还要有将近2亿人口进入城镇。可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通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任务还存在较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提出逆城镇化问题，这就要对我国的国情进行具体分析。什么是逆城镇化？逆城镇化就是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的就业、居住和消费以及投资从城市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扩展的现象。由于城镇化发展在区域之间的不均衡，在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辐射范围之内城镇化率较高，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在这些都市圈内已经出现了城镇居民向郊区的消费和居住迁移现象。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企业呈现远郊区化，这也是国际城镇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例如受环境、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工业企业要远离城市中心区，特别是传统工业企业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迁移。同时，伴随着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城市的资本和要素也需要投向农业和农村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我国城镇化发展空间结构的不均衡，导致一部分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我国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7.1%，而中西部地区尚落后东部地区分别为12.2和15.5个百分点。在东部地区的三大都市圈地带，城镇化率甚至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在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行政辖区内，城镇化率的水平也已经很高，例如在成都天府新区的都市圈范围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70%；杭州、武汉和郑州都市圈的城镇化率也已经接近80%。而且这些都市圈中的核心城市人口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千万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都市圈核心城市人口规模之大，足可以使城市人口产生溢出效应，也就是开始出现人口的就业行为、投资行为以及消费行为的郊区化现象。从我们对北京近些年房地产销售情况的分析来看，进入本世纪以来，地产的郊区化现象非常明显。例如2008年北京五环内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占比为42.9%；而到了2016年，92.3%的新建商品住宅分布在五环以外，甚至远郊区的六环以外的小区占比也已经达到25 %。
    消费的多元化趋势从城市向农村漫延，从近郊区向远郊区扩展。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都市圈和特大城市人口消费郊区化的现象就已经非常明显。从成都开端的农家乐，一直推广到全国，不仅仅在特大城市，不同规模城市的郊区农家乐消费现象不仅仅限于吃，更是演变成一种消费的多元化倾向。北京的周末经济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持续到现在，一直处于升温状态。一到周末和大小长假，北京市区通往郊区的公路就严重塞车，充分说明了郊区经济发展的长盛不衰。而且随着时间的演变，周末经济已经从近郊区向远郊区扩展，甚至扩展到河北、内蒙、山西境内。有数据显示，在我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结构中，唯一处于持续增长的就是教育文化娱乐消费，从2013年占比12.8 %，到2016年的13.5%，平均每年提高0.2个百分点。消费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所谓的观光休闲和娱乐方面，深度休闲度假以至于户外运动的消费也明显处于上升趋势。例如冬季滑雪产业涉及人口增长迅速，滑雪人次由2010年的630万人上升到现在的1750万人，预计在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召开之际，滑雪人口规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滑雪产业的发展对农村地区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河北崇礼曾经是最落后的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则由滑雪带动了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和产业结构调整。
    特色小镇的兴起，说明工业空间结构的重组势在必行。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规律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必将远离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迁移。原因在于：一是城市人口的密集居住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工业产生的污染和噪音已经不适合在城市内发展；二是城镇化水平越高，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越快，服务业通过人口密度的提高会带动规模效益的增长，同时也会大大增加土地的成本，而工业需要低成本的土地供给，因此不得不选择土地价格更为低廉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或者是远郊区；三是产业园区的工业集中发展模式也会逐渐被分散的工业布局所替代，原因是产业园区的工业发展模式会导致工业就业人口过度集中，产生交通拥堵、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对城市人口结构和公共服务带来压力等问题。欧美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大规模工业企业基本都分散在距城市一定距离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而近些年我国产业园区的经营机构之所以选择特色小镇，无非也是考虑到成本的问题。特别是通过传统的地产来支持产业园区的招商引资模式，由于房地产的滞销和成本的上升也继续选择廉价的空间。所以，工业企业郊区化甚至远郊区化、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甚至是农村落户，已经是大势所趋。
    农业和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新的投资空间。虽然我国主要农产品的自给率已经大幅度提高，但目前我国的农产品供给并没有完全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农业生产还没有实现全面的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农业的产品结构还需要深度调整。2017年我国进口的农产品数量约1.4亿吨，价值为8498亿元人民币。如果从内部结构调整挖潜，则要求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仅仅依靠农村自身是做不到的。所谓“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就是要充分利用城镇化发展的契机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提高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收益。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就可以实现多数人口对少数人口的反哺。而从我国非农产业所占比重看，农业占比已经不到10%，非农产业的反哺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只要创造适当的政策条件，就可以加快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从城市人口下乡经营农村承包地、购买农村房屋、投资农业等方面的案例来看，在都市圈地区和城镇化发展较快地区，通过投资的逆城镇化进程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现实。
    交通和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加快逆城镇化进程。截至2017年，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77.3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已经达到13.65万公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12.7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5万公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变化，对城市人口的出行和投资空间的再选择，创造了良好的机会。特别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区交通条件的明显改善，已经推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由于交通设施的改善，资本下乡、消费下乡和投资下乡大大减少了阻力。此外，互联网的发育大大缩小了要素流通的空间距离，信息通讯技术与互联网的结合加快了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的联系。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逆城镇化进程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发挥了网络优势、实现了互联网和物联网建立的城乡联系。从各种农产品互联网销售的案例看，农产品与城市空间的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而物联网和交通设施的整合与联通，方便了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同时，所谓城市的资本下乡和消费下乡，也将会通过互联网媒介加快整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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