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新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

    摘 要：《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百科全书，也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制度运行过程的巅峰之作。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创立和研究过程的数量分析，为后来经济学家研究与人相关的经济学前沿理论提供了研究灵感、视角与启示，对未来经济理论与实现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 数量分析
    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深情缅怀了马克思伟大光辉的一生，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壮阔历程和丰硕成果，提出了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1867年9月出版的《资本论》，全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百科全书，也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制度运行过程的巅峰之作。他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至今，150多年过去了，《资本论》理论及其所使用的数量分析思想和方法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我国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成为解决各种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理论与方法；二是，作为国内外经济学学术研究的经典原创，成为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与研究方向；三是，作为经济学思想传播普及的经典读物，成为美国高校综合排名书单前十和美国十所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阅读综合排名前十；四是，作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基石，引发了人力资本理论、内生增长模型、创新理论、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行为经济学、博弈实验、资产与期权定价、投入产出、知识经济学理论等诞生与发展。五是，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的“新宠”，成为近十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青睐的人的行为及其利益的前沿研究。
    二、马克思的经济数量分析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等理论，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也是他的划时代意义的原始创新。马克思从关注人开始，把人从所有要素中独立出来，并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政治经济进行分析，其数量分析体现在：一是概念及度量，如劳动二重性、活劳动、脑力劳动、价值、使用价值、商品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虚拟资本、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等；二是概念结构与度量，如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价值形成（C+V+M）、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生活资料（物质生活资料与精神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狭义和广义虚拟资本等；三是数量关系及模型，如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价值高、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以及两大部类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模型等；四是观点或命题，如活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等。马克思在相关这些概念与关系的内涵外延及其度量上所做出的简单数量分析，为后来经济学家研究与人相关的人力资本、知识、创新、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资产定价、心理行为、行为实验、投入产出、知识经济等经济学理论、模型与方法提供了研究灵感、视角与启示。这些经济学家幸运而积极地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基于自己的兴趣偏好全心地投入于经济学前沿研究，尤其从经济数量分析角度思考与分析、支撑、丰富与发展了经济学理论，取得了经济学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原创理论，而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首先，他们把对人的脑力劳动或活劳动的度量转变为对人力资本、知识、创新、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知识工作者、知识型企业的度量。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将投入于人的资本从资本中分离出来，引入人力资本概念及其度量，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成为公认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构建者。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并用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衡量。可见，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像土地、资本等实体性要素一样，在社会经济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舒尔茨还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又如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将知识与创造知识的人分离开来，把它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成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
    又如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从关注人转变为（其）创新的角度，首先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周期的创新理论。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结合。或者说，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1912年，熊彼特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提出了经济发展是创新的结果的观点，创立了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被誉为“创新理论”的鼻祖。
    又如日本野中郁次郎（Nonaka）是知识创新理论主要构建者。知识创新理论是阐述知识创新对企业发展的作用的理论。野中郁次郎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不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而是自己创造的。只有把企业员工的个人知识变成企业潜在竞争能力，知识创新才能够实现。他还认为，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作用而被创造出来的，并提出了一个关于“知识创造”的完整 SECI模型。
    又如1960年代初，现代管理学之父、美国管理学教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博士首先提出了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管理的概念。他认为，正在进入的知识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而是知识，知识工作者将发挥主要作用。后来他又提出“未来的典型企业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和自我管理”。
    又如瑞典裔管理大师、知识管理之父卡尔-爱立克·斯威比(Sveiby)博士从1970年代开始研究知识型企业的管理，1986年首次提出了知识型企业和知识管理的概念。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将知识管理直接建立在对企业资产的重新认识、测量、管理上，所创立的理论与方法成为知识管理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和方法。
    再如1990年代中后期，美国波士顿大学信息系统管理学教授托马斯·H.达文波特(Thomas H.Davenport)在知识管理的工程实践和知识管理系统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阶段论和知识管理模型，成为指导知识管理实践的主要理论。1990年代初期，他与合作者创造了流程再造理论，成为兴起知识管理运动的缔造者之一，其《注意力经济》一书被誉为从“知识时代”到“注意力时代”的开创性著作。
    其次，从对人的度量转变为对人的（心理）行为度量。如2000－2005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中，至少有三位为“行为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费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以及至少有一位是“计量经济学家”的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 麦克法顿(Daniel McFadden)。其中，实验经济学之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密斯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方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为创立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还是“风洞实验”理论研究的先驱。
    又如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他主要致力于心理学、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在理论研究中，他对反常行为、经济人假设、禀赋效应、跨期选择、心理账户和股票市场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实际应用上，他分析和解释了消费者行为、社会福利政策、储蓄投资政策等行为经济案例，其他经济学家难以望其项背。
    第三，基于虚拟资本、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研究资产定价理论与模型。如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克尔斯（Myron Scholes），他们创立和发展的布莱克—斯克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商品在内的新兴衍生金融市场各种以市价价格变动定价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理定价奠定了基础。
    又如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彼得·汉森（Peter Hansen）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他们在资产定价研究领域揭示了一系列资产定价的规律及背后的因素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四，基于价值规律与两大部类再生产转换，创建投入产出理论与模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创始人。投入产出分析为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系统分析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5年，当他还在柏林大学读书时，曾在德国出版的《世界经济》杂志上发表了《俄国经济平衡——一个方法论的研究》的短文，第一次阐述了他的投入产出思想。这也是他创造投入产出理论与分析方法的灵感之源。还有，这种理论与分析方法本身还是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结合。
    第五，基于知识要素数量变化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知识经济理论。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年度报告。随后，在中国国内李京文院士开展了知识经济研究，并出版了系列知识经济丛书。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开始研究知识经济，出版了知识经济与知识产品、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著。在张守一教授指导合作下，出版了微观知识经济与管理、知识经济概论，并借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较系统地研究知识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包括知识产品生产、分配、消费与利用的知识经济学理论框架。特别地，我们还研究了知识的计量，以及知识（产品）需求与供给函数、成本、价值与价格、市场竞争与均衡，以及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数量关系；还利用投入产出方法研制了知识生产投入产出表，得到知识生产直接转移矩阵与完全转移矩阵；还利用存量与流量的关系，研究了知识更新过程等。
    三、马克思的数量分析的未来
    以上这些经济学发展成果，都是围绕与人相关的人力资本、知识、创新、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知识工作者、知识型企业、虚拟资本、人的行为度量，以及其他相关数量分析发展的。从其发展脉络中我们能够看到，研究者大都会受到马克思提出的活劳动、脑力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虚拟资本，以及活劳动创造价值、脑力劳动是体力劳动的倍加劳动，以及生产-分配-交换-使用过程，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再生产转换关系等概念、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固然他们并没有展开直接或间接研究这些概念及度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经济学发展过程都已经证明，以人为中心（本）是其内在的联系。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汲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思想、度量，以及数量分析方法？因为科学研究是尊重规律的，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而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无论人力资本、知识、创新、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知识工作者、知识型企业、虚拟资本、人的行为等概念及度量，还是理论、模型与方法的发展，都以人为核心，以人为主线。我们认为，这就是马克思重大的贡献，他把人（体现为活劳动或脑力劳动）从生产要素中独立出来，与其他资源要素区分开来，不仅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性意义，同样在如今知识经济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到目前为止，有关活劳动、脑力劳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虚拟资本等度量，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倍数的数量关系等都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只能选择诸如人力资本、创新、知识等替代变量，这恰好印证了越是基础的内容，研究难度越大，反倒给未来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就是未来马克思数量分析的研究方向，大数据及其方法、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试验与实验方法等可能都是必然有效的选择。另外，基于目前经济学理论取得的成果，面对理论前沿与实际问题，研究无止境，未来将继续下去，用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与理论的数量分析思想与方法依然是大有作为的。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智库）主任、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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