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森：强化金砖国家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推动全球新南南合作

    “我们要加强对非合作，支持非洲发展，努力把金砖国家同非洲合作打造成南南合作的样板。”7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当前，国际发展合作体系中传统的南北合作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当前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仍是发达国家主导，但是传统援助国提供的援助所占的比重下降。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影响力地不断增长，南南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展中国家合作行动计划”四十周年，自1978年以来，南南合作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南南合作从传统西方发展学家认为的“地方性的、无关紧要的”，逐渐成为“南方发展中世界政策创新、技术援助和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南方国家的发展资源、发展经验和新的发展制度构成了新南南发展合作的内容，正在改变全球发展合作的格局。
    非洲作为全球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性大陆，是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交会地。金砖国家加强与非洲在发展援助领域的合作，可以此为样板和交流平台，总结和提炼南南发展援助经验，更好地促进援助实践的发展，从而带动和深化全球的新南南合作，成为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目标的前沿阵地。
    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发展合作将极大丰富国际发展知识体系，有力地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长期以来，国际发展援助的碎片化和发展低效从根本上来自对援助认识的分裂和对立。只有改变功利实用主义和单边国家利益的倾向，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才能回归到以受援国内在需求驱动和自主发展能力的诱致性社会变迁。金砖国家大多数具有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身份转化，对发展内涵的理解和诠释具有自己的独立理解，更加注重发展模式的自我探索，发展路径的多元化，不再被南北合作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话语所主导。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南南合作的知识体系中始终围绕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等原则，有效地避免南北合作中传统的捐赠国与受援国阶层分隔的制约，更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同时，在实践层面，金砖国家在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实践中“干中学”的经验，将作为非洲和其他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知识。此外，金砖与非洲一起，反对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有利于促进全球发展和治理体制改革，真正实现包容普惠，造福各国人民。
    整合金砖国家与非洲发展合作的优势，构建紧密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比如双边援助中，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地区，基础设施、医疗、教育与培训、环保与气候变化是中国与非洲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领域。基础设施合作是中非双方传统合作领域，也是非洲转型发展的重要领域。中国和印度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最主要的援助国。而作为金砖国家的巴西的实用技术，如农业、教育、环境等更适用于非洲的葡语国家地区。
    同时，在三方合作这种新的援助形式中，巴西与印度、南非开始三方合作，至今已经15年。中国在与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开展三方合作具有丰富的经验。而南非与其他非洲国家开展发展合作，强化在区域（比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大洲层面（非洲联盟）的合作，以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金砖国家通过发展援助合作，与非洲构建紧密伙伴关系网络，有利于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金砖国家与非洲加强技术援助合作，有利于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习近平主席指出，“潮流来了，跟不上就会落后，就会被淘汰。我们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要抢抓机遇，加大创新投入，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知识、技术与发展经济分享正是南南合作的中心议题。非洲是最年轻和最具潜力的大陆，而金砖国家大都建立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用技术并在一些特定领域掌握领先的工业技术，金砖国家与非洲的技术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近年来，金砖国家在国际层面都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倡议和战略，如印度的“季风行动”、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巴西的“蓝色经济”等，通过与非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制造倡议结合，建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深化在数字化、工业化、创新、包容、投资等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发展各自发展战略的聚合效应，加大产能国际合作，可以更大范围地、最大程度地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应对相关挑战，实现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红利。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国际发展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