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中国民营银行未来可期(9月17日)

    《金融时报》消息，从2014年首家民营银行开业以来，我国民营银行总体运行平稳，发展态势良好。截至2017年末，民营银行总资产规模为3381.40亿元，同比增长85.22％；各项贷款余额为1444.17亿元，同比增长76.38％。在净利润方面，2017年，民营银行总计实现净利润19.67亿元，是2016年的2.09倍。日前，本报记者就民营银行发展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研究员。杨涛全面分析了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现状，对民营银行未来发展从监管和银行角度分别提出了建议。
    《金融时报》记者：目前，我国已有17家民营银行，我们是如何定义民营银行的？与国外民营银行的概念有什么区别？
    杨涛：从国外关于民营银行的研究状况来看，由于多数国家本身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基础上，并且其金融演进也表现为在尊重私人产权基础上的发展轨迹，因此，民营银行一直就是西方银行业发展的基本模式，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并未专门就民营银行问题展开更多的研究和论述。例如，世界银行的金融市场发展局从1998年开始，用了3年的时间，对世界上107个国家的金融和银行体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广泛收集了银行所有制结构、准入规则、监管制度诸方面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民营银行资产占全球银行的比重己经超过70％。
    而在我国，民营银行发展具有特殊的背景和路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民营银行的界定有几种典型观点：一是强调产权结构，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二是强调银行的资产结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营银行是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银行。三是强调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否采用市场化经营。四是强调区分“民营”与“民有”不同的两个概念。“民有”强调所有权的问题，“民营”更多的是强调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民营”不等于“民有”。
    具有共识的是，一则，在银行所有权方面，只有民间资本（非国有资本）真正占据控股地位的银行，才能符合民营银行的标准。二则，在银行经营权方面，只有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独立自主进行公司内部权力结构架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才能符合民营银行的标准。换句话说，只有“民有民营”的银行，才是我们所讨论的真正的民营银行。三则，在业务重点方面，民营银行虽然与其他银行一样可以自由选择资产配置，但政府和监管部门应该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使其更着眼中小企业等特定的、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的领域。
    还需注意的是，随着市场准入和监管模式的确立，当前我们讨论民营银行的时候，经常被特指为单独进行监管的17家民营银行。
    《金融时报》记者：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经历了哪些历程？
    杨涛：首先，1978～1992年开始尝试允许民资办信用社。这期间，一方面出现了大量民营合作金融组织；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金融“乱象”，使得后来的监管思路也受到影响。
    其次，1993～2002年期间，第一家民营银行诞生，民资入股城商行。1996年1月12日，第一家民营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开业。民生银行成立初期将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服务作为主要发展战略，但由此形成大量的不良，迫于生存压力其市场定位开始转向国企、优势行业和大客户。据研究统计，2002年，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总股本中的占比分别为11％和19％。
    再次，2003～2012年期间，民营开放遇波折，民资开放加速推进。截至2012年底，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总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分别为41％和54％；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超过90％。
    最后，2013年至今，则是民营银行终破冰，进入常态化设立阶段。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末，17家民营银行总资产为3381.4亿元，同比增长85.22％，其中各项贷款余额1444.17亿元，增长76.38％。2017年民营银行总计实现净利润19.67亿元，是上年同期的2.09倍，
    《金融时报》记者：目前，我国民营银行的现状如何？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有哪些侧重？
    杨涛：如果从民营银行这一学术概念的整体来看，一方面，从资本准入的角度来讲，目前，民营资本已经进入到中国银行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就民营资本对银行业的机构准入情况来看，按照“民有民营”的原则来判断，除了当前特指的17家民营银行之外，通常认为民生银行，还有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如果在实现民营控股的同时，也基本上脱离了政府行政干预，也都可以被称为民营银行。
    作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针对17家相对新设的民营银行来看，大概也分为几类。一是互联网资源与模式发挥主导作用的民营银行，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等；二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准互联网融合型民营银行，如苏宁银行、上海华瑞银行、蓝海银行等；三是相对传统型民营银行，如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等。
    就其业务特点来看，例如据罗兰贝格《中国民营银行蓝皮书》指出，现有的民营银行有四大战略专注点，一是关注服务小微、“三农”，例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二是立足自贸区，主攻贸易金融，例如上海华瑞银行、天津金城银行；三是专注地区服务，深耕区域经济，包括重庆富民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四是深耕产业生态金融，服务相关产业用户，例如武汉众邦银行、吉林亿联银行。
    《金融时报》记者：民营银行的发展具有众多比较优势，但在这一过程中，民营银行又遇到了哪些问题与挑战？
    杨涛：民营银行面临的共性挑战：一是可能存在道德风险。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设立银行的审批机构和民营银行的发起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面对复杂的设立民营银行的动机，监管当局较难掌握民营企业开办银行的真实动机，很容易出现审核方面的偏差。其次，民营企业投资设立民营银行的动机多元化。民营企业办银行的动机主要有融资便利、上市筹资、投资经营。但是，回报和风险是对称的，银行需要的是稳健的经营，而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毫无例外都希望得到丰厚的回报。对于这种暴利的心态，民营企业完全有可能出于不良动机投资银行业。
    二是民营银行的规模小、资本金少、抗风险能力差、信用低。民营银行的最大软肋就在于其信用低下，因而吸收存款的能力势必受到限制。民营化的中小银行，由于规模小，资本金少，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遇到金融波动，就有可能受到冲击。而在金融和政治形势高度动荡的时期，民营银行更易于崩溃，触发金融危机。
    三是难以彻底摆脱关联企业贷款。研究结果表明，民营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股东贷款，而那些失败的民营银行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股东一开始就企图用银行来圈钱。民营企业办银行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希望为企业搭建一个资金平台，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一旦关联企业出现问题，贷款无法偿还，民营银行就会面临巨大风险。韩国和台湾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有些民营企业参股银行的动机不是为了通过银行的商业化运营而获取最大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融资困难，即希望通过参股银行为企业搭建一个融资平台，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利用金融资源，为自己的关联企业提供贷款。
    四是内部控制可能会出现扭曲。由于民营银行的资本来自民间，由民间自发组建，其在股权安排上容易走上两个极端：一种情况是，股权过于集中，从而造成少数人控制银行；另一种情况是，股权过于分散，股东人数太多，他们彼此又相互冲突，从而造成事实上的经理人控制。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
    五是在品牌和声誉方面也有劣势。品牌使客户的选择产生惯性，声誉能给社会公众更充分的信心，民营银行无论是品牌方面还是声誉方面，还难以与大中商业银行及各大国际银行相比。在金融的“社会安全网”还没真正健全的情况下，居民某些传统观念和国家信用对大银行的支撑，也使得民营银行对市场的影响力及对客户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具体到当前17家民营银行，其面临更加具体的问题与挑战：一是经济周期与信贷周期考验，尤其是在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过程中，伴随经济下行导致的企业部门盈利下降，对于并未遭受过系统性经济周期挑战、刚刚成长起来的民营银行，自然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二是严监管影响同业业务与非利息收入，尤其是监管部门现在重点整治商业银行是否存在同业融入资金余额占比负债总额超过三分之一的情况，而民营银行由于存在资金来源约束，更加依赖同业负债，显然会受到较大影响。
    三是民营银行存在“一行一店”限制，存款业务约束，不能构建稳定的资金来源。
    四是多数民营银行所处的经济腹地狭小，无论是进行有效的风险分散，还是拓展业务链条与产业覆盖领域，都受到极大影响。
    五是民营银行的客户对象多为小微客户，但小微客户的风险明显会更高，尤其是经济波动时期。
    六是除了极少数具有大型互联网企业股东背景的民营银行，多数还缺少C端的客户资源积累，在零售业务开展方面并不顺畅。
    七是前期虽然各家民营银行的风控建设都体现出特色，但这也是在业务尚未大规模开展的情况下，一旦业务快速扩张、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则面临全面风控体系能否“站得住脚”的考验。
    八是民营企业筹建银行的激情下降，民营银行管理团队普遍不稳。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冲动之后，近期各类企业、地方政府筹集的积极性明显下降。同时，多家民营银行的人才流动过快，难以彰显出人才优势，并且影响到经济管理的持续性。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民营银行的未来发展？对民营银行的经营管理者有什么建议？
    杨涛：长远来看，无论从民营银行的整体，还是17家民营银行，都面临政策的不确定性。就17家民营银行来看，开业后的三年过渡期结束，许多监管指标性约束就逐步开始发挥作用，并给业务创新带了深远冲击。17家民营银行由于差异较大，很可能出现两极分化，部分银行甚至可能走向“经营失败”的境地。就整体看，伴随着民营资本在金融业布局的进一步拓展，民营银行概念或许会退出历史舞台。而随着大中型银行受到各方行政干预的因素在增多，未来探讨民营银行时，更应该着眼于商业银行构建真正的市场化治理机制以及国有金融资本的合理定位问题。
    应该说，民营银行要真正成为银行业的“常青树”，需要充分关注几方面要素：一是真正提升管理和战略，构建理性、健康、敏捷、积极的银行文化；二是不断优化所有权与治理结构，避免产权“优势变劣势”，反而成为经营管理的掣肘；三是真正提升盈利能力，寻找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蓝海；四是完善符合政策方向的服务能力，既要充分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的方向，也要避免把握“产业政策”扭曲而“踩雷”；五是深入完善风控能力，打造强有力的风控团队；六是加快股东资源整合，更加合规、有效地运用股东所在领域的优势条件；七是强化人力资源整合，不断提升人才培育、引入，激发现有人才的综合能力与动力；八是提升资本补充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监管约束与经济周期波动：九是全面改善金融科技应用能力，推动互联网渠道优化，实现流量获客和服务体系智能化。
    尤其需注意的是，以17家民营银行为代表，这些新设机构的真正生命力所长，应该是以金融科技创新为核心“抓手”。从监管与政策角度看，将来在线上小贷贷款、远程开户等方面，应该考虑给予民营银行更多的“先行先试”资格。从银行自身看，技术升级无非就是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靠内生的变化，另外一条道路靠外部的合作与赋能。内生的变化肯定是重要的一个方向，但是外部合作与赋能，可能在当前情况下是更重要的选择。对此有三个主题词：生态、跨界、共享。所谓生态，就是早期各自都想追求自己的发展模式，但面临的问题是，大家在金融科技发展中都缺乏有效的土壤支撑，并没有能够使大家得到共赢发展的基础要素保障，所以需构建生态、优化金融科技的土壤。所谓跨界，是因为技术本身就使得金融机构和业务产品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跨界肯定成为第二阶段的重要方向之一。所谓共享，则因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创新模式，是各方都找到金融科技发展中实现共赢的切入点。（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金融时报》2018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