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应进一步大规模减税 但落脚点是企业不是个人

    来源：新浪财经；时间：2018年10月1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CWM50学术成员高培勇
    据新浪财经报道，2018年是中国金融监管系列政策的落地之年，财富管理行业既面临经济转型带来的深层次压力，也受到监管环境趋严和全球格局复杂多变的超预期挑战。10月13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8年年会在京召开。这是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自2012年成立以来举办的第六届年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全球格局变化下的风险化解与财富管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CWM50学术成员高培勇受邀出席大会并作了主题为“应进一步大规模减税 但落脚点是企业不是个人”的演讲。
    高培勇主张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但是减税落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行动路线去实施减税，在新时代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过去我们认定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实施的是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依靠的是以政策的推动来实施的这样一种宏观调控机制。
    那个时候的主要着眼点是扩大需求，减税的总体操作是总量性的操作，不问或者基本不问减税究竟是减谁的税、减哪种税，只要是减税，能够增加企业、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能够扩大社会总需求，减税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在新时代，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时候减税的主要目标是降成本。主要降企业的成本。
    高培勇表示，这两个时期虽然同样是减税，但是指向不同，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减税。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需要启动新的减税措施，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但这时千万不能忘记，此时的减税非彼时的减税，一定要瞄准降成本这样一个目标，“把减税的落脚点放在企业直接缴纳的各种间接税上，而非个人缴纳的各种直接税上。”
    以下为演讲实录：
    高培勇：尊敬的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虽然金融风险在现实当中一直与我们相伴随，但观察一下金融风险本身的运行轨迹可以发现，它往往总是和一个特定时期的宏观经济环境捆绑在一起。因而我想说，当我们今天面临金融风险的挑战并且讨论如何防止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时候，首先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金融风险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大家立刻能想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金融风险，其实都和十年前那场反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背景直接相关，特别是大家经常强调的隐性地方债务的风险，集中产生于十年前的反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并且在此之后形成了一种蔓延趋势。正是鉴于十年前反金融危机的经历，鉴于十年前那场反金融危机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我们才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且在十九大之后集中形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实际上提示我们，当面对由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特别是这些新挑战、新问题转化为对金融风险的新冲击的时候，我们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加以面对。
    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舆论，所提出的相关政策主张，在这个时候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要真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冲击，并且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宏观调控领域或者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一问题相关的领域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如何判断经济形势，俗称对经济形势怎么看。十九大之后所做的表述的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当提出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的时候，其实意思是讲主要矛盾不是总量问题；当讲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时候，实际上是讲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这是其一。第二，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讲宏观经济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其实意思是说它不是需求管理，它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性变革和方向性的改变。其三，宏观调控，根本途径在于深化改革，当谈到根本途径在于深化改革的时候，其实意思是讲根本途径不是政策层面的调整，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来做好相关方面的经济工作。
    认识到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这五年多的时间当中，或者说从反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当中，从经济教训的总结中所得到的三条判断和相关的对策，当我们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且新问题、新挑战汇集成对金融风险问题的新的冲击的时候，必须用上述所提及的三个问题不断追问自己，警醒自己。
    比如，这种新挑战、新问题对金融风险形成的新的冲击，其力量是不是到了足以改变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的时候，比如说主要矛盾在结构问题，这个判断是不是要调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个判断是不是也要改变？如果是，那么改变是自然的，如果不是，那我们又该持怎样的立场和理念，这是一个问题。这意味着面对新挑战新问题，我们关于经济形势的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判断是不宜轻易改变的。
    其二，当面对新挑战新问题，并且对金融风险形成新的冲击的时候，以供给侧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格局该做怎样的调整？这种影响的力量是不是到了要调整这个政策主线的地步，这需要进行深刻思考并给出清醒的回答。我们必须坚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宏观经济的主线索。
    其三，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并且对金融风险形成新的冲击，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的宏观调控实施机制要不要改变？我们讲根本途径在于深化改革，不是说它没有其他方面的途径，不是意味着政策调整不重要，只是相对于改革而言，改革是根本途径，这种新挑战新问题并且形成的新的冲击，我以为从根本上讲不能动摇我们以深化改革来实施宏观调控的这样一个总体的布局。这又意味着面对新风险、新挑战、新问题，要真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就要把它落到实处，真的是以这样一种思想来指导我们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从事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方案的设计，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减税降费。在最近社会各界的反映和政策主张当中，大规模的减税可是一个突出的主张。我们不反对减税，而且也主张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但是减税落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行动路线去实施减税，这是在新时代和以往有很大不同点的。
    当以往我们认定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的时候，我们自然实施的是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自然依靠的是以政策的推动来实施的这样一种宏观调控机制。因此在那个时候的主要着眼点是扩大需求，减税的总体操作是总量性的操作，不问或者基本不问减税究竟是减谁的税、减哪种税，只要是减税，能够增加企业、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能够扩大社会总需求，减税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换一个场景，在新时代当你意识到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主要通过改革来推动的时候，这时候减税的主要目标是降成本。降谁的成本，主要降企业的成本，降实体经济的成本。虽然同样是减税，但是指向不同，目标是有特定指向的，总量性的减税就不是那么合时宜，而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减税。当你意识到主要目标在于降成本，在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时候，就得看你减的这个税究竟它的归宿点能不能落在企业上。在落到企业上的这种操作当中，肯定会经过一系列的运行过程，有没有近距离的，有没有远距离的，这是要考量的。
    所以我们说，即便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需要启动新的减税措施，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这时千万不能忘记，此时的减税非彼时的减税，一定要瞄准于降成本这样一个目标，把减税的落脚点放在企业直接缴纳的各种间接税上，而非个人缴纳的各种直接税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作思维。
    其二，基建投资，最近一段时间也可以看到，不少人主张政府启用十年前4万亿投资那样的操作来应对当下的新挑战、新问题。我们也说，面对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新的风险，启动扩大基建投资的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绝不要忘记了主要矛盾在结构，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推动力量是深化改革，这样一系列的判断。这个时候的扩大基建规模的操作就必须有所讲究，不是扩大基建操作、增大社会需求就是一件好事情，操作不当，极容易再度防水，重走十年前的老路，难道十年前我们经历的那种经验教训就那么轻易被忘掉吗？因而扩大基建投资一定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要和补短板相挂钩，不是轻易增加基建投资，社会总需求增长了，我们就达到目标了，一定要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短板在哪里，其他民生领域的短板在哪里，还有哪些我们必须尽快补上的短板，把增加的基建投资和补短板融合在一起，才可能收获我们预想的效果。
    再比如财政赤字，不管是减税降费还是扩大基建投资，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终的归宿点在增加赤字、增加国债的发行。联系刚才说的三条，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主要方面在什么地方，宏观经济政策主线在什么地方，主要依靠什么力量，此时的财政赤字和彼时的财政赤字一定要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在过去对财政赤子的基本态度是，为了宏观经济的平衡，财政收支本身的不平衡是可以牺牲掉的。进一步讲，为了中长期的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短期的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也是可以牺牲掉的。
    但是我们还讲此一时、彼一时，在当下的中国，当我们今天来聚焦金融风险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今天我们面临的金融风险和十年前绝不在一个档次上，今天我们面临的整个国内外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十年前也绝不在同一个水平上，特别是当下我们面临的各种隐性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和十年前绝对不可同日而语。难道我们能够延续以往对于财政赤子的态度来面对当下的问题，作为解决当下问题的举措吗？不用讲，我们深知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3%，这个所谓的警戒线是怎么来的，我们也深知即便当初提出3%的欧盟自己也没有真正做到遵守这条警界线。但是注意一下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从引入3%向国内宣传3%这个警戒线的时候起，我们是把它当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底线来处理的。在几乎所有的场合，当面对社会各界提问，说中国的经济是否面临风险，中国的财政问题、金融问题有没有触发风险可能的时候，我们总是把3%作为一个例证来跟大家讲的，说我们尽管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从未超过3%这样一个底线，我们的财政赤字是局限在3%这个范围之内的。
    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绩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这五年来我们的财政赤字没有超过3%的警戒线。所以在当下的中国，不管在财政领域在金融领域从事什么样的操作，都不可放松对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底线的警戒。我们也总是说金融风险在前，财政风险在后，任何风险如一旦传递到财政的层面上，转化为财政风险的时候，那可是最后一道底线，所以我想说，除非万不得已，除非遇到特别大的重大变故，我们绝不能越过3%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警戒线，这是底线。
    当前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有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有国内经济运行本身带来的风险，但相比较而言，政策不当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防止重蹈惯性思维的覆辙，当前最需注意的是真正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落到实处。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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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高培勇；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减税；企业；个人
    原文链接：https://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8-10-13/doc-ihmhafir30706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