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伟岸：国家有界，贸易无疆

    
    
    一波三折的贸易争端以及日益迫近的贸易战威胁，只是人类在商业社会时代频频上演的、换演员不换剧本的一出经典政经大戏，如今这一幕之所以看起来格外引人注目，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而且我们自己也碰巧成为主角之一。其实大约从十七世纪起，这种因贸易利益纠纷而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制裁、政治冲突，其背后都有一个相似的政治经济复杂纠缠的逻辑，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叫作“贸易的猜忌”。
    贸易猜忌的复合逻辑
    “贸易的猜忌”本来是休谟一七五八年首次发表的一篇政治经济评论的篇名，被伊斯特万·洪特借用来，作为他那部研究十八世纪欧洲商业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想史名著的主标题。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并迅速流行起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一个大趋势到十八世纪已经变得很显明，那就是国际贸易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事务，“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正徐徐拉开大幕。
    “贸易的猜忌”是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则指涉的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一方面，贸易遵循的逻辑是互惠基础上的盈利，这个逻辑决定了贸易的范围可以不断扩大，本质上是没有边界的，势必要扩展到全球市场，因此，贸易的竞争最终要表现为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猜忌遵循的逻辑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国家理性，也可以说是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不同个体间的深刻疑惧，这个逻辑是以国家的边界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尺度，国界以内的利益在整体上完全优先于国界以外的利益，因此，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甚至军事行动。
    当休谟把这看起来充满张力的两重含义凝结在同一个语词结构之中时，他首先传达了一种批评的意味，贸易的猜忌代表了政治逻辑对经济逻辑的不当压制。休谟实际上认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别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是一种“狭隘的、有害的观点”，他坚信各国君主和大臣们如果把消极的贸易猜忌转化为积极的经济竞争，那么将会创造一个共赢的繁荣局面。但是，这并不是说，像休谟和斯密这样的对战争和商业问题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思想家，不能理解“猜忌”宰制“贸易”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洪特指出，事实上，对于贸易之猜忌的两重逻辑间的紧张关系，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论者往往倾向于选边站队，坚持经济逻辑优先的人坚信商业和平论的自由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那些致力于破除一切自由贸易障碍的世界主义全球化论者；而坚持政治逻辑优先的人则坚信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至上的现实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各种热衷于贸易战的民族主义者。然而，这两种依据单一逻辑构建的理想型理论以及经由相应理论剪裁而成的“隧道历史”，却忽略了政治和经济的交叠地带，亦即“贸易的猜忌的天然家园”，而且，他们那种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分离的做法，也使我们无法对经济的政治化问题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探究。洪特认为，与其后两个世纪的论者相比，休谟、斯密及其同时代人反而能够更好地把严谨的概念与严格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避免“隧道历史”的单向度见解，从而揭示出“战争的逻辑和贸易的逻辑是如何在十七世纪合而为一的，以及为什么此后想把它们拆分开来是如此困难”。因此，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局来说，回到十八世纪才是更好的选择。
    洪特当然不认为十八世纪的思想家能够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从来都不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但一项好的历史研究可以给我们揭示出在贸易猜忌的问题上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争论模式，这样我们就不必盲目地、经常是低水平地重复提出在历史上早已得到深入讨论的类似问题，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政治经济困境的理论意义。
    主题的内在统一性
    年近六旬，洪特出版了其第一部专著，书名就叫《贸易的猜忌》，由作者于一九八三至一九九四年间发表的七篇主题相关的论文汇编而成。洪特为这本书专门撰写了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多页的导论，占全书正文部分的近三分之一，单是这篇导论本身已经接近一本小规模专著的篇幅。这篇导论不仅简要介绍了书中所收七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回应了批评意见，并用新资料进一步澄清了原来的论点，相当于是对原有研究的更新和拓展，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导论还提供了“贸易的猜忌”的谱系学。
    洪特指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在十七世纪下半叶通过对内贸易自由化和对外发动商业战争的方式，不仅使贸易成为法国的国家事务，而且也使贸易完全受制于国家理性。可以说，路易十四把军事和商业侵略结合起来的做法提供了贸易猜忌的最初模式。贸易与战争这两种本来背道而驰的逻辑以一种腐化的方式被连接起来，贸易成为国家之间生存之战和荣誉之战的主战场，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经济、政治、军事手段可以综合加以运用。
    在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全面经济和军事竞争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有识之士不仅对路易十四的遗产提出了诸多批评，而且也拿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替代方案。
    其一是圣皮埃尔神父的永久和平计划，这是一个类似于当代“欧洲联盟”一样的大胆设想，一旦实现，那么从前的国际贸易就会转化为内部市场贸易，由国家理性带来的对贸易的扭曲性影响，也就一劳永逸地得以消除。
    其二是可以被统称为“新柯尔贝主义”的各种思想。它们总体上肯定柯尔贝主义的国内政策方面，也就是国家要尽力促进国内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为国家安全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在国际政治方面，从路易十四追求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冒险政策转向强调以势力均衡来限制好战的冲动和国家理性的滥用，并且格外重视把经济势力均衡作为军事势力均衡的关键指标。柯尔贝使战争的国内经济准备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事务，新柯尔贝主义同样强调国家经济实力的军事意义，只是放弃了柯尔贝主义的对外军事扩张。
    贸易猜忌的历史谱系为我们理解正文的七篇文章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智识语境。洪特著作的主体部分围绕着三个高度相关的主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题为“自然自由与全球竞争”，包含三篇论文，讨论了十八世纪诞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商业社会性）、主要问题（现代商业国家的二元结构及其引发的贸易的猜忌），以及典型解决思路（由“富国—穷国”之辩所激发，并对后世思想家如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
    洪特指出，商业社会性是一种基于相互交换的效用的次级自然社会性，它构成了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洪特对商业社会性在构造现代政治理论方面的重要性的深入探讨，使我们明确了霍布斯理论的前现代性质，因为霍布斯完全拒绝承认商业社会性在解释政治起源方面有任何作用。是普芬多夫利用霍布斯的方法论，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概念，创造了商业社会性的范畴，从而为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和改造了普芬多夫的思想遗产。
    现代商业国家在政治上边界封闭，在商业上边界开放，斯密指出，这样一种二元结构实体的命运取决于市场能否实现自由定价，这就要求不仅要有自由的国内市场，而且要有自由的全球市场。但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性在贸易领域的延伸，使各个国家对别国的贸易繁荣充满嫉妒和愤恨，把他国所得视为己国所失，这种贸易的猜忌又在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本国商人的煽风点火之下进一步升级为民族仇恨。洪特敏锐地看到，斯密“从来没有低估作为军事竞争对手的国家间如何进行贸易这个十足的难题。他希望，低价格、高就业、自由贸易和足够的国家安全可以同时成为可能”。这就需要从作为消费者共同体的国家的立场出发，对国家政治实施重要的经济上的限制。
    不过，反对全球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并不仅仅来自商人阶级，事实上新兴工人阶级也表达了强烈的贸易的猜忌（与今天何其相似），这是因为全球自由贸易依其内在逻辑就会要求工业向低工资国家（穷国）转移，这自然会对高工资国家（富国）的工人阶级利益造成冲击。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富国—穷国”的大辩论。在辩论中，休谟提出富国的财富增长会因其工资水平的上升而遭遇天花板，因为穷国的低价倾销战略将会抢走富国的生意，贸易全球化的后果是，低工资的亚洲国家将会接管欧洲经济。但休谟并不认为富国一定会因此遭遇经济衰退，只要具有强大的人力资本，“保持灵活的专业化和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能力”，富国也可以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斯密也密切关注了有关问题，他看到富国经济增长会自动遭遇上限的观点有可能激起富国对穷国的贸易的猜忌，进而引发战争，为了消除这种危险，他雄辩地论证了富国的劳动力昂贵和产品便宜可以并存的观点。从劳动分工理论出发，斯密强调富国只要能一直保持高劳动生产率，就不必担心其富足会有终末之期。
    全书第二部分题为“改革与转型的悖论”，同样由三篇论文组成。所谓改革，主要是指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两项核心议题：财政革命和农业改革。当贸易成为国家事务后，这两项改革由于事关一国在战争中的生死成败，因此也引发了国家政体的重大转型。
    战时财政问题恰恰是使贸易成为国家事务的最初契机。十八世纪的财政革命是以国家向人民（主要是商人或资本家）发行国债来筹措战争资金的方式展开的。休谟对这种财政革命给欧洲自由带来的巨大威胁感到忧心忡忡。但洪特指出，休谟批评的对象并不是商业本身，而是作为一个新利益集团的资本家。这些人投资于为战争融资的国债，其投资收益与国家利益很可能大相径庭，导致他们要么会煽动无谓的战争，要么会故意阻挠必要的自卫战争。因此，财政革命的结果可能是国家完全丧失独立自主地位，实际上陷入其债权人的控制。面对这种财政专制的可怕前景，休谟建议由政府宣布自愿破产，也就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再偿还资本家的借款，从而重新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由国家理性引发的争霸战争催生了国债的财政革命，而财政革命本身——如果按照休谟建议的方式——又将以国家理性的方式宣告终结，从而形成了一个悖论式的循环。
    财政革命使新兴商业国家可以放弃为战争储备大量现金的传统做法，但是在斯密看来，关于粮食的自由贸易限制仍然极大地约束了一个国家的财富能力和战争能力。斯密认为饥荒极少是因为自然原因造成的，而主要是由管制型经济带来的恶果，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农产品市场完全自由化。面对权利话语对必需品市场的宰制，以及共和主义的平等主义对私有制和市场贫富分化的批评，斯密强调商业社会可以使其经济上的显著不平等得到有力的辩护，因为商业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也比非商业社会的富裕阶层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斯密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农产品领域从管制型经济到自由贸易的转型，虽然从长期来看会让所有人受益匪浅，但在转型初期有可能使穷人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因此，斯密并没有像重农学派那样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农业自由贸易，而是充分考虑了经济改革的政治条件。改革应当是渐进的，如果确有急需的情况出现，那么这种迫切的需要可以暂时压倒私有产权，但最终而言，自由市场才是贫困和失业的根本解决之道。
    在洪特看来，农业改革问题有助于我们发现斯密的政治学的性质。斯密的政治学坚持一种自然演化论的思想，反对像重农学派那样用自然法思想来设计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从斯密的历史四阶段论（狩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商业社会）来看，欧洲的历史进程非同寻常，是一种“非自然和倒退”次序的发展，因为欧洲经济始于远途贸易，历时近千年后才有了生产性农业。虽然这个演进的次序不符合“富裕的自然进步”理论，
        
    
    
    但在现实中却运转有效，而且斯密也富于启发性地解释了欧洲商业的发展（始于贵族对奢侈品的追求）如何一步一步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未预期后果，即欧洲的自由秩序。斯密之所以反对重农学派的农业改革，提倡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市场，主要原因是他相信人类有限的知识根本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
    全书第三部分只有一篇文章，但长达七十多页。表面上看，这篇文章探讨的不是类似于前述六篇文章那样的政治经济学论题，但该文实则进一步深化了贸易的猜忌源自霍布斯式国家猜忌的主旨，并且指明，我们之所以无法摆脱贸易猜忌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整个人类——也许是永久地——分裂为若干民族国家的事实。
    洪特指出，通常认为十九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十八世纪盛行的国家猜忌和国家理性这种较为陈旧的政治语言的现代表达。当然，这种转换也不仅仅是语词的再造。霍布斯的国家（state）概念是完全人为的、无中生有的创造，并不需要一个事先存在的民族作为前提，霍布斯也从来没有把国家称为民族。到了十八世纪末期，西耶斯提出的民族（nation）概念只是对霍布斯国家概念的重新表述，它仍然是一个由政治加以塑造的产物。洪特发现，悖谬的是，恰恰是西耶斯的对手雅各宾派，出于对霍布斯的国家猜忌的反对和对无国家社会的向往，需要从自然社会性所构造的前政治团体中寻找国家的替代物，他们找到的就是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民族。文化语言意义上的民族既具有前政治的自然社会性，也具有后政治的社会性，因而可以最好地满足包括雅各宾派、赫尔德等人在内的反国家理性理论家的需要。
    虽然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是民族主义作为对十八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所处的历史困境的一种带有强烈负面评价的描述，是为当时的人们所熟悉的，只是在表述上他们更习惯于使用民族猜忌、民族仇恨等措辞。十九世纪的民族文化国家把强制性政治义务与种族文化身份叠加在一起，构建起了一种新型人民主权概念，用民族的和谐一致取代了霍布斯式的政治联合。这种民族国家所强调的民族团结与商业社会性的全球化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上的不一致，从而使得十八世纪就已经广泛存在的对商业社会性的批评，在十九世纪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国家的猜忌把爱国变成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又反过来成为贸易猜忌的升级催化剂。
    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理论家马志尼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族性”概念，力图在各民族彼此同情和联盟的基础上，消除国家理性的恶劣影响。他的理论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要求根据新的民族性观念来重新划定欧洲国家的领土边界，然而事与愿违，其结果不但没有成为国家理性的解毒剂，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理性和民族仇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再加上商业社会普遍存在的公民在政治上平等和经济上不平等的巨大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与马志尼相比，李斯特所阐发的经济民族主义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境或许更富启发。李斯特批判十八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错误地使市场优先于国家。他认为只有当市场与国家协调一致时，自由贸易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只有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对等的国家之间才有较为公平的自由贸易，否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冲突和战争。李斯特敏锐地指出，在一个被民族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现代世界中，全球自由贸易无法与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相容。今天欧盟的政治实践一方面在国家与市场一体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却又在是否应当进一步把欧洲共同市场打造成统一欧洲国家的问题上陷入僵局。英国脱欧程序的启动恰恰表明，贸易的猜忌仍然是这个时代根本性国际政治经济难题的最大根源。
    共和主义、自然法理学与政治经济学
    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洞见是，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丝毫没有关注商业，霍布斯则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或‘新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因此这两位经常被视为现代政治学奠基人的思想家，在下述意义上只能算是前现代思想家，即“真正的现代政治始于贸易成为政治关注焦点的时候”，正是休谟才第一个指明了现代性政治的这个根本特征。
    不过，洪特并没有因为这个判断就把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轻易地打发掉，恰恰相反，在整部以十八世纪为核心时段的思想史研究中，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和十七世纪的霍布斯的出现频次和重要性完全不亚于洪特心目中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休谟和斯密。其原因在于，虽然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都不关心商业和贸易，但他们的纯政治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却以重要的方式进入到十八世纪的政治思考中，如前文所述，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和霍布斯的国家猜忌一起构成了贸易猜忌背后的政治逻辑。
    洪特不断地回溯到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还有一层深刻用意是力图更新人们对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认知框架。洪特指出，现代政治思想史通常围绕着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共和主义与十七世纪的自然法理学之间的范式转换来讲故事，并且把政治经济学的诞生看作新兴商业社会先是遭到佛罗伦萨共和主义的批判，后又得到自然法学家们的拯救的结果。这种思想史的讲法以剑桥学派的两位巨擘——斯金纳和波考克为代表。然而洪特对此提出了重要的批评意见，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自然法理学范式的产物，而是与共和主义、自然法理学并列的范式，而且正是这一范式才真正有资格获得现代政治学的称号。洪特的另一个批评是，后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与商业现代性之间不仅有批判和紧张，而且也发展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协同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共同促进了使国家边界与市场边界尽量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例如欧盟这种伟大的创造。这一点是以往的研究者完全没有注意到的。
    贸易的猜忌既是一种后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后霍布斯主义的发展，洪特说：“标示出两者之间的分歧与交集，是此项研究的中心任务。”
    先说说出发点上的交集。国家猜忌和国家理性都着眼于政治体的自我保存，都强调政治优先于经济，而且不应受制于经济，都注重现实主义的逻辑，这是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的一致性。在十八世纪，“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负面词被使用时，它的含义与国家猜忌或民族猜忌相似，与此同时，民族性也被看作马基雅维里主义在这一世纪的别称。
    再来看两者的分歧。霍布斯的国家猜忌更加强调内敛式的自我保存，反对国家扩张和侵略，因此在国际贸易领域后霍布斯主义的国家猜忌总体上是防御性的，当然这并不排除把先发制人作为一种重要的防御策略选择；而马基雅维里则推崇罗马式的自由，追求国家扩张和荣耀，其结果是攻击性地获取财富也被当作国家自我保存的一种方式，从而导致更加强烈且更加积极主动的贸易猜忌，甚至可以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诉求。
    最后来说两者在归宿上的交集。霍布斯通过间接人民主权理论所构建的联合体国家实际上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基石。商业只有嵌入到这样的联合体国家（union），而不是共生体国家（concord）中，现代性政治才能够诞生。因为只有联合体国家才具备一种原则上不受限制的扩展能力，从而适应现代商业无限扩展的要求。洪特指出，我们现有的国家形式是诞生于十八世纪的现代代议制共和政体，它正是霍布斯的联合体与后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商业观念（即把马基雅维里关于增长的政治观念延伸到商业领域后而得到的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英］伊斯特万·洪特著，霍伟岸、迟洪涛、徐至德译，译林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