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发掘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

    首先祝贺经济研究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活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的召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即全要素生产率。
    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度量经济增长模式是由粗放的要素投入驱动的，还是由生产率提高驱动的。有经济学家比如普鲁斯科特等通过研究证明了国家兴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还有一些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则跨越了这个“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差异其实也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有研究表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得好与不好，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关键也在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三个源泉。一是资本劳动比。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多用机器，通常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一个人能够支配什么机器，能否让机器最大化地发挥作用，不仅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相关，还和人的素质有关，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与人的技能提高的速度失调，就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关心、最头疼的问题。因此，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不是一个可以无条件提高的手段。
    二是人力资本。提高人的素质很重要，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是古人的危言耸听。即使教育发展非常快，人的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也是比较慢的。从绝对值来看，人力资本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它的贡献绝对水平较低。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它是由生产要素投入之外的因素带来的。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发展不竭的源泉，它不会带来报酬递减，不受时间、空间等影响，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历史上，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资本劳动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很大，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很大，人力资本的贡献绝对幅度小，但是也很显著。后来发生了变化，资本劳动比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起的作用过大了，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成了负数，而恰恰以此为开端，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这是一个教训。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有多紧迫呢？我们分解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力转移、劳动生产率等因素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逐渐弱化。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也好，实际增长率也好，都在下行趋势中，意味着以前促进增长的因素的贡献弱化了。一方面，潜在增长率长期呈下降趋势，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对于经济新常态，我们不仅要适应它，还要引领它。引领不是逆着新常态，不是去刺激，而是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主要靠什么呢？最直接的是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它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提高速度将是每年增加接近1个百分点。可以看到，它的贡献是非常直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时，应该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付诸努力。
    如何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提高？政府部门如何把它作为工作的抓手？在统计学上，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残差。经济学家尝试对它进行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出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最典型，比如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这个配置效应在全要素生产率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谈三个层面的理由。一是产业层面。库兹涅茨讲的产业结构调整从一产、二产到三产，不仅指一二三这个顺序，更为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调整，从而总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遵循生产率提高的原则，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自然演化，这个过程叫做库兹涅茨过程或者库兹涅茨效应。我们过去30多年的发展是二元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农业份额下降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今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要遵循生产率提高的原则。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第二产业，这一点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特别关注。
    二是企业层面。我们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耳熟能详。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创造性破坏”，就是“有生有死”，有进入有退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有研究发现，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自于企业的优胜劣汰、“生、死、进、出”。越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期，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效应越强；越是进入到比较高的发展阶段，即越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期，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就越强，熊彼特效应越强。这就提醒我们，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重要的是要创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
    三是创新层面。生产要素聚集到谁手里，由创新成败决定。通过创新，有的企业会成功，有的会失败，成功的企业配置到更多的要素，失败的企业就要把自己的要素转出去、让渡出去。因此可以说，哪些企业成长，哪些企业扩大，取决于市场的选择。我们把它叫做创新聚集要素效应。人为挑选或推进生产要素的聚集，很可能不利于达成我们的目标。
    关于下一步的改革，简单列一下“正面清单”。一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保持劳动力供给、消除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第二个改革方向是，改善营商环境，消除企业所有制和规模的区别对待，处置僵尸企业，消除企业进入和退出障碍，提高经济的整体健康程度。第三，从提高教育的公平性入手进行教育改革，延长受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提高人力资本，并以此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第四，通过科研体制改革，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使用效率，促进创新和创业，直接改善全要素生产率。
    要避免使用妨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两类政策：第一，过于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宏观经济政策超越反周期的功能，用于维持经济增长。避免使用这两类政策，其实是同一个含义，就是要让宏观经济政策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回归到解决周期性的需求侧问题上，而不是把它们单单用来促进经济增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根据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致辞整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