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窗口期出现(刘元春等；12月1日)

    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
    就当前而言，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的因素，不仅具有短期周期波动的特性，更具有趋势性下滑的特性，经济增速回落还没有触及底部，“L型触底论”和“新周期论”并不成立。同时，外部环境的质变也说明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2018年中国经济运行出现“超预期回缓”的关键。经济外部环境的动荡与冲突的常态化，意味着宏观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开放战略及其管控模式必须做出调整。
    2018年中国经济步入新阶段的核心标志，不仅仅在于各类宏观数据改变了2016年以来的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在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一是外贸不确定因素增加对市场信心和预期带来了冲击；二是1-10月民营企业投资增速的快速回升，说明民营企业家并没有简单地采取用脚投票的方法；三是上市公司业绩虽有所回落，但股票市场的低迷依然超乎市场主体的预期，A股估值水平已经接近或触及历史底部。这些市场情绪的变化不仅集中体现了市场主体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对未来面临的战略问题及其应对措施的疑虑。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各类宏观数据回落和市场情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变化，这就是经济的微观基础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是企业家投资意愿和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二是消费者在房地产去库存中债务率大幅度上升，消费基础受到削弱。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以及主体行为模式的变化，意味着当前很多数据的下滑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中期趋势性回落，短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在短期改变这些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
    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债务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回旋空间大幅度缩小、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观情绪的蔓延，都决定了不同领域的短板效应将加速显化，局部风险将在房地产市场、汇市、股市、债市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持续释放。
    因此，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利用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这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
    经济运行模式或生变
    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历史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201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到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新动能不仅难以在短期中撑起宏观经济的基石，同时还面临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的问题，宏观投资收益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转；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外贸不确定因素等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所面临的风险。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下降、人民币汇率承压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
    2019年将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问题倒逼改革，2019年将在开放、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倒逼下，全面开启新一轮全面改革开放浪潮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重构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信心，逆转当前预期悲观的颓势。
    2018年各类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提前释放了各种悲观情绪，自三季度以来“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在短期有效对冲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宏观经济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场主体预期的要好。
    根据上述的一些定性判断，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不考虑2018年国家国内经济核算方法调整的因素，设定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2018年与2019年名义财政预算赤字率分别为2.6％与3％；2018年与2019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8:1与6.9:1。分年度预测2018年与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一是在外部环境恶化与内部调整因素叠加、周期性力量与趋势性力量叠加的综合作用下，2018年宏观经济没有延续2017年的弱复苏态势，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6％，较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涨幅降至3.1％，名义GDP增速为9.8％，较2017年回落1.4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二是从供给面的角度来看，在总需求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工业增速稳中趋缓，建筑业增速持续回落，带动第二产业增速小幅下降，第三产业增长势头放缓。预计2017年第二产业实际增速为6.0％，较2017年回落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速为7.6％，较2017年回落0.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在各类农业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相对稳定，增速为3.5％。同时，相比2017年，工业对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增强，但制造业对工业的拉动作用减弱，第二产业增长的结构在深化调整。
    三是从总需求角度来看，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在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房地产去库存中债务积累等因素的作用下，2018年消费增速明显回落，预计全年社会零售销售总额增长9.4％，比2017年下滑0.8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回落幅度更为明显。民间投资增速回升但难抵政策性因素的回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基建投资大幅下滑的作用下增速持续回落，预计全年增速为6.3％，较2017年继续下滑0.9个百分点。在外贸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影响下，出口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但净出口规模继续缩小，国际收支更趋平衡。预计2018年出口增速为12％，进口增速为21％，较2017年继续回升，但净出口规模缩小至3039亿美元，较2017年减少22％，连续三年规模缩小。
    四是在供需趋于平衡、价格传导、食品类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8年PPI高位回落，而CPI温和回升，CPI与PPI缺口明显缩小。预计全年PPI上涨3.8％，比2017年回落2.5个百分点；CPI增速为2.2％，较2017年提高0.6个百分点。综合来看，GDP平减指数上涨3.1％，较2017年回落1.0个百分点，物价水平总体平稳。
    五是在防风险和稳杠杆的政策导向下，货币政策持续收紧，预计2018年M2增速为8.3％，与2017年基本持平，全社会融资总额增速出现明显下降，预计全社会融资总额存量增速为11.0％，较2017年显著回落2.4个百分点。
    六是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从高位持续回落，但由于土地市场的景气，政府性基金收入继续大幅增长，政府总体收入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18年财政收入达到18.5万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达到7.9万亿元，合计达到26.3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12.5％，政府收入状况总体较好。
    四方面政策建议
    随着改革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2019年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速基本持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分别为5.8％和7.2％，较2018年分别回落0.2和0.4个百分点。
    在房地产投资趋缓、基础设施投资回升和民间投资调整的作用下，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滑的趋势将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5.9％。不过考虑到价格效应，实际投资增速与2018年基本持平。
    在消费促进政策和民生政策陆续出台的作用下，2019年消费快速下滑的趋势有望得到缓解，但收入分配恶化和债务率大幅上升等深层次问题难以在短期内根除，预计全年增速为9.0％，较2018年下滑0.4个百分点。
    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下降，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明显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预计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
    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涨幅的显著回落以及相对较高的基数效应，PPI涨幅略有缩小，而随着食品价格的进一步回升，CPI涨幅略有扩大，CPI与PPI缺口继续缩小。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为2.8％。
    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使得2019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出现明显回落，同时随着房地产土地市场的调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也将出现明显下滑。综合来看，预计2019年政府收入同比仅增长5.5％，较2018年增速显著回落。
    为适应新阶段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需要，2019年货币政策有望在保持稳健中性的基础上富有新的内涵。预计M2增速回升至9.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回升至13.0％。
    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四方面政策建议：
    一是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错误。2018年中国经济的“稳中有变”与“持续下行”标志着“L型触底论”和“新周期论”已经落空，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和改革的新窗口期，决定了中国经济步入了新阶段，这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来解决所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
    二是重新思考世界经济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首先，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短期挑战；其次，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世界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三是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缺陷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要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三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改革和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
    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和微观基础的变化、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的暴露，使得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宏观经济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中，步入一个新阶段。（作者：刘元春、刘晓光；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载《中国证券报》2018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