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期货市场(四)(马重；12月27日)

    重视监管系统高端专业人才不足流动性过大问题
    中国的政经体制决定了证监会不仅承担着证券和期货交易市场的监管责任，同时还承担着规划和领导全行业发展的重任。要高质量地完成这些任务，没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业队伍是难以想象的。
    期货期权交易是金融交易的最高形式，位居金融市场的金字塔端。市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监管人员的高素质要求。因此，欧美国家的监管机构，普遍都汇集了大批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这些人，大都经过多年市场积淀，知识面广，专业知识功底深厚，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千态万状的市场变化，并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知识和经验快速发现各种可疑的漏洞和瑕疵，战胜形形色色试图干扰甚至破坏市场秩序的被监管对手。
    以美国CFTC为例，2017年底总部和地方办公室合计共有员工680多人，其中70％年龄在40岁以上，30岁以下只占1％；有将近一半的人具有11年以上各联邦政府部门工作经验，其中30％在CFTC持续工作超过11年；约300人具有博士及相当学位。各岗位负责人都在金融机构公司任过高级职位，或律师、高级会计出身，属于真正在市场摸爬滚打过的人，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总体而言，资深专业人士比例非常高。
    中国证监会无疑同样集结了一批精兵强将，只是要达到类似CFTC成员的素质，恐怕尚需时日。此外，由于还有规划和领导行业发展的重任，工作任务与高端专业人才之间的矛盾应该更为突出。
    进入21世纪以来，证监会系统通过各种途径面向全球招聘高层次金融人才，使得其高学历和有海外工作经验者的比例进一步提升。但同时，下述几个问题仍亟待解决：
    “不拘一格降人才”现已成为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但实际上，名校、高学历、大机构，往往还是引进人才的重要指标。而许多事实证明，学校学历固然重要，但校门之外的学习钻研和理想追求往往更能成就个人；大机构人才济济，但却非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精英，讲究的是各类角色的协调配合。由于境内外的信息差，对境外高端人才的识别往往更难把握，甚至可能鱼目混珠。有关方面应进一步检讨、改进有关人才的识别、引进与使用机制。求贤若渴，积极吸引高端人才回国服务的诚意与做法固然可敬，但不迷信，不唯名，不唯外，唯才是举，知人善用，才是人才引进应当追求的高境界。
    古人云“术业有专攻”。证券与期货是金融行业内两个紧密相连又有很大差异的领域，各领域内又有很多细分专业，每个都有其独特的规律与特征。因此，引进人才应有明确的目标，到底需要的是“专才”还是“通才”？现状是，引进的高端人才多集中在证券领域，期货期权及衍生品领域的高端人才凤毛麟角，缺乏风险管理、清算、产品研究等核心领域的“专才”。
    在引进人才的同时，现有人才和引进人才的流失率也不低。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监管官员频频“下海”。另一方面，在岗人员跨专业变动过于频繁，制约了高端专业人员的成长。
    事实上，上述第三个问题在交易所层面也很明显。例如，笔者曾先后承担过多家期货交易所委托的研究项目。有些项目从立项到完成验收，相关的领导和业务人员已因调岗、离职等原因发生了变化，使项目的效果和持续性受到了影响。
    可以想象，由于人员变动频繁，各期货交易所多年来的研究项目最后不少都失去了持续性，或研究结果被束之高阁，放马南山，或项目核心信息流失，后续团队难以跟进。这一局面不扭转，高素质的队伍势必难以形成，行业水平的大幅提高将可能变得可望而不可即。
    相比之下，笔者认识的美国CME集团从事风险管理研究的几位同行，20多年无一人跳槽改行，干一行爱一行，个个成为业内的顶尖专家。
    从正面来说，年轻人追求个人发展不断寻找新的机会本身也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国内人心浮躁的大环境下，物质金钱利益的吸引力太强，很少有人真正热爱本职工作，愿意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几件事，真正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同时，监管部门的轮岗机制也需要认真检讨，如何既能有效规避腐败风险，同时又有利于人才的发挥提高和成长。
    笔者认为，中国期货市场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市场，监管部门和各交易所都需要保持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队伍。而事实上，这两个场所又都可为怀揣金融梦的有志之士提供大展拳脚的上佳工作环境，以及无限广阔的专业提升和职业生涯发展空间。因此，监管部门和各交易所都应反省和改进有关人才培养、使用和约束机制，针对一线金融机构的挑战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扬长避短，吸引和留住人才，尤其是那些热爱期货事业愿意为之终生奋斗的有激情有理想的人才，并设法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只有这样，中国期货市场的持续提升才能有坚实的人才保障。
    以专家委员会取代国际顾问委员会
    中国社会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衔头、身份。然而，在中国期货期权及衍生品市场上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中，却似乎很少见到什么权威人士站出来并能提纲挈领地把问题解释清楚，让雾里看花的市井百姓豁然开朗，如沐春风。
    例如，引发投资者维权风波的南航权证事件，就是一次典型的例子。
    2007年券商在南航权证创设中获暴利140多亿元，引发损失惨重的投资者公开维权。随后各种分析文章、研究报告铺天盖地，多方激烈交锋，但始终没有任何人认识到权证本质性的缺陷，争执进入胶着状态。而逐步升级的维权行动进而影响到政府高层对批准股指期货上市的决心，致使其虽早已准备就绪如箭在弦但却始终引而不发。
    为打破僵局，笔者等人于2009年1月发表了研究文章《从权证走向期权》，首次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现行的权证交易机制有着制度上的缺陷，创设人双重角色导致市场公平无法实现，是国内权证交易矛盾的根源所在，而被冠以金融创新的权证创设机制与国外实行的权证发行/再发行机制本质上并无两样。中国权证创设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批对衍生品似懂非懂的“创新者”脱离国情，以现货的思维去搞衍生品，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最终捅出大娄子。文章同时指出股指期货、期权与权证的交易机制截然不同，属于成熟的衍生品，不存在权证交易的缺陷，建议尽早推出。股指期货最终在2010年4月正式推出。
    又例如，2015年的A股异常波动，从“改革牛”开始，到四处出手后仓促救市，最终火速取消熔断机制，整个过程跌宕起伏。其中，股指期货一时间也被千夫所指，元气大伤，至今没有完全恢复。
    令人不解的是，全国那么多学富五车的金融专家学者，那么多才高八斗的资深研究人员，当时却几无人站出来理直气壮地为股指期货撑腰，用专业科学的知识指出问题所在，还原迷云障雾之后的庐山真面目。
    投资者或许会问：如果资本市场再次发生震荡，股指期货是否会再次成为替罪羊？金融海啸中复杂衍生品曾被某些专家名人大肆鞭笞为“金融鸦片”，指责其是跨国金融机构设陷的欺诈性合约，是华尔街贪婪、冒险与放纵的产物，那么现在火爆的场外期权以及未来的期权创新是否也会有朝一日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笔者认为，在经历了将近30年风风雨雨之后，监管部门已积累了足够丰富的中国市场尤其是现货市场的管理经验，未来的挑战多在期权类衍生品及结构性产品相关的创新领域。另一方面，期货期权及衍生品市场处在金融领域的前沿和顶端，各种专业理念和知识不容半点闪失，否则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好牌在手也可能被打坏，而监管部门本身并不拥有所有专业的高端人才。因此，随着市场向纵深发展，监管部门更迫切需要一批有真才实学的顶尖衍生品专家，这批人不仅要有全球衍生品市场实战经验，知识过硬，并且又熟谙或至少理解中国市场的真实情况。通过这些高层次专家，有针对性地为中国市场回答和解决一些发展战略和深层次理论问题，以及重大疑难专业问题，从而减少走弯路的风险，推动和加快市场的发展。
    同时，利用高层次专家针对公众关注的重大金融事件从专业角度及时沟通，应成为国民金融素质教育和提升工作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针对复杂衍生品以及与衍生品相关的各类金融产品的答疑和教育。
    事实上，最近10多年来，海内外市场都曾多次出现造成中国企业或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的金融事件，例如2007年的南航权证风波，金融海啸中的期权型结构性产品包括累积期权、衣领期权等导致香港中小投资者、中信泰富等遭受严重损失，2015年的A股震荡与股指期货等。这些事件，都涉及衍生品或衍生品与现货产品的交叉领域，卷入人数多，影响面广，因此引发公众与媒体的大量关注。期间各式流言蜚语充斥市场，加上极少数“金融专家”热衷于把专业问题和阴谋论混为一谈，真假难辨，极易蛊惑人心。而有关部门却没有抓住机会，采取措施澄清事实，使得部分不明就里的公众听风是雨，以讹传讹，加深了对衍生品交易的疑虑和不满。
    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应从中吸取教训，尽快建立专家教育机制。当市场再次出现重大波动的关键时候，对口的专家能够及时站出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形式，从专业的角度对那些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的问题公开表态，对一些深奥疑难的专业问题给与循名责实和出浅入深的解答，从而纾解公众对资本市场或衍生品市场的焦虑，减轻监管部门的舆论压力。事实上，从通过金融知识教育提升国民金融素质的角度来看，这一机制也容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助于中国走向金融强国。
    现代金融理论研究应走在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前面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至关重要。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是缺乏高度和深度的，甚至可能走弯路。
    以金融数学为核心的现代金融理论始于上世纪50年代，其著名代表有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和布莱克-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当上世纪末衍生品这一已在华尔街纵横驰骋风光无限的新型金融工具开始进入中国后，由于长期市场封闭导致现代金融理论研究心余力绌的尴尬在国内开始显露，尤其是衍生品相关概念本身就相对晦涩难懂。而人们所熟悉的传统经典金融理论在很多方面难以全面适应云谲波诡的中国资本、商品和期货市场，难以完整解释迷离扑朔的衍生品与金融、经济、社会的关系，难以正确识别披着华丽外衣的复杂结构性产品和多层嵌套金融创新项目的本质，更遑论用以推动和引领现代金融尤其是衍生品相关的实践了。
    笔者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迄今为止取得的进步是令世人瞩目的，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年复一年至今尚未解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顽疾仍无法完全摆脱，究其原因，与国内在现代金融理论尤其是衍生品相关领域缺乏大师级人物，深层次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以及在一些重大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突破性进展等息息相关，这已经影响了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制约了相关市场向纵深发展。例如：
    如何看待和处理期货市场中的投机和过度投机问题？
    金融海啸有什么教训值得吸取，对中国的金融创新有何借鉴和警示意义？
    中国股市的表现上上下下几无人满意，经济“晴雨表”严重失真，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股票市场到底靠什么来推动，资本、业绩还是信心，三者的关系函数如何确定？
    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资本市场和期货期权及衍生品市场之间的关系？
    成熟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为何并不如意？
    如何解决资本市场与期货市场的“双轨制”问题？
    如何区分现货创新产品和真伪衍生品？
    如何平衡金融监管不力、监管失准与监管过度的关系？等等。
    10年前，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社会上充满了对衍生品的误解和质疑，各种负面标签和诅咒充斥着大小媒体，笔者深感国内缺乏对金融危机起因、金融创新得失以及衍生品功过是非的深度探讨与反思，有独立思想和质疑精神的理论研究贫乏，遂撰写了4万余字的系列文章《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衍生品市场发展之路》。
    笔者当时就担心，如果不能完整全面地总结金融海啸的经验教训，不透彻理解与学习掌握已经成为金融创新制高点的复杂衍生品的本质与风险特性，不从理论上真正吃透现货与衍生品市场的本质区别以及金融创新的误区和错误，张口闭口就是阴谋论、无益论，排斥或轻视复杂衍生品，总有一天历史就会重演。
    中国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正确理论，需要有一批熟悉市场基础扎实思维敏锐的专家，坚持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不为名利，耐得寂寞，持之以恒，潜心钻研，辛勤工作，方有可能实现突破，形成能对实践产生深远意义的理论，能真正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期货期权及衍生品市场向纵深发展。
    小结
    中国期货市场要真正全面充分地发挥各项功能，促进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实现，在大、广、深、优、放等方面尚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
    包括期货市场在内的中国金融业现状是，大而不强。大主要依靠人口体量，人均水平并不高。按照强国梦的目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建设金融强国，任重而道远。
    放眼中华大地，无论是期货交易的“过度投机”，场外期权的火爆和结构性产品的热卖，还是现货交易的风起云涌以及打现货-远期-期货之间的擦边球，配资业务无法斩草除根等等，无一不传递出如下信号：一是游资闲钱极为充足，市场不缺资金，二是机构、企业和个人对衍生品交易的需求非常强烈，无论是专业的内外盘套利、风险对冲与规避、投资组合、交易策略优化等，还是简单基础的一般性交易，而规模过小品种不够丰富监管过严的期货期权市场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放眼全球，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体量并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需要加速强化“内功”，进一步加快开放的步伐，加快国内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请进来”“走出去”双向提速。在这一环境下，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提高投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和完善风险对冲和管理机制，有效转移、降低和规避风险，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中小企业必须与世界融合参与全球竞争，国家必须在全球舞台上争夺金融和大宗商品的话语权，这些压力和动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这一切，都呼唤着中国期货期权市场大规模提高市场容量，高质量提升市场运行水平，早日成为国际金融舞台上的主力军；与此同时，竭力大幅提高国民的金融素质和企业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
    中国期货市场将近30年的光辉历程，奠定了准期货大国地位。笔者相信，在这一基础上，如果勇于正视并花大力气及早解决一些涉及市场定位、监管理念或与体制、规则、基础建设等相关的深层次问题，那么，中国期货市场利用后发优势迎头赶上，实现从准期货大国到期货强国的跨越，将指日可待。（全文完；作者单位：北京风软技术有限公司；载《证券时报》2018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