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与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任寿根；12月27日)

    经济政策应当逆经济周期而使用，其有效性需依靠两点，一是对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或即将进入哪个阶段，应当判断准确，如果判断不准确，经济政策的效果要大打折扣，或者会适得其反，导致市场出现剧烈的波动；二是对不同的政策工具各自的作用效果应当清晰，不同的政策工具，其发挥作用的范围是不同的，针对各种经济问题，错用经济政策工具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汇率政策可用来应对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但难以用来解决一国国内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中国国内，存在一种声音，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存在大幅贬值的趋势。但事实上，站在美国角度考虑，由于美国对他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解决贸易逆差的一个政策工具为汇率政策，美元贬值、美元指数下跌才符合其对外贸易逆差问题的解决。美国要振兴制造业，要发展制造业，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必须依靠大量出口，而在其他情况一定的条件下，美元大幅升值对其出口是不利的。历史上，美国曾经采用汇率政策、采取货币贬值政策解决了其对他国的大量贸易逆差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德国等国对美国出现大量贸易顺差，为了应对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汇率政策派上用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汇率政策常常是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工具。有位日本人写了一本书，书名为《管理汇率》，书中提到，1980年至1985年美元汇率大幅上升，美元升值了一倍，后来，在1985年，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五国集团采取“广场行动”，签订了“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调整美元、日元以及马克的汇率。“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两年里，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了50％以上，而美元下跌了30％以上。在广场协议当中，不仅要求日元对美元升值，也要求了当时的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由于J效应的存在，开始美国并没有因为美元贬值改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两年之后，自1988年开始，日本对美国的顺差是大规模地减少。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汇率政策解决外部经济不平衡具有一定效果，但依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针对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汇率政策无能为力。
    经济政策的使用要对症下药。在国际上，有一种偏向，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解决经济问题，但是，在解决经济中结构问题方面，财政政策比汇率政策、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其中存在多个方面的的原因。其一，财政政策具有“示范人”作用。投资者的信心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当投资者信心普遍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充当投资示范人，为投资者充当示范，强化投资者信心。而货币政策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各国央行无法充当示范人。当经济处于敏感时期，放松货币政策有时不仅无效，反而会起反作用。因为，当投资者对未来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性时，降准降息，反而会让投资者感到该国央行在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经济不行了，否则，怎么会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呢，于是投资者反而不会扩大投资。这时，“弗里德曼式”中性货币政策应该被得到采用。
    其二，财政政策具有导向作用。所谓财政政策导向作用是指政府可以通过购买需要鼓励产业的产品，支持该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该产业处于幼稚期时更是如此。政府通过对特定产业产品的购买、特定地区产品的购买，引导投资者关注某个产业、某个区域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对该产业、该区域的投资。政府也可以对需要扶持的产业或地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设立了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为了引导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流向经济特区，政府实施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而货币政策无法实施导向作用，因为资金的最终流向是很难控制的。
    此外，财政政策具有支撑和抑制作用。当经济过热或过冷，财政政策的支撑和抑制作用比较明显。
    中国经济累积了一些结构性问题，而这些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按照新供给主义理论，货币政策的主要效果在总量方面，其作用边界主要在总量方面，当经济出现过热时，可以利用加息、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给市场降温，而当经济陷入低迷时，可采取相反的货币政策，但在面对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时，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处理不好，还会进一步加剧结构性问题，这个时候应当使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对解决结构性问题作用突出。
    从解决产业结构问题方面看，当某个产业过热时，比如可以对这个产业进行增加税收，抑制其过热，而对鼓励的某个产业可以采取减税的政策等等。而若采取货币政策应对产业结构问题，可能的选项是控制对某个过热产业的资金流入，但事实上，这种控制效果非常有限，因为资金名义上不进入这个产业，但却可以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悄悄进入这个产业。财政政策的效果就不同。中国经济进入重大转型时期，未来的发展主要依靠创新型产业，中国可以倚重财政政策发挥示范人作用、导向作用。
    在解决中国区域结构问题以及居民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方面，财政政策都比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更为有效。
    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结构性问题，未来在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方面，必然更多地依赖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在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会日益突出和显现，而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政策的地位会逐步降低。这一方面是由于解决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次贷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主要采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随着世界经济进入2022年之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2022年至2052年30年的第二次财富大爆炸时期之后，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到中性、回归到常态之后，货币政策的地位也会逐步降低。（载《证券时报》2018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