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综述

    为全面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推动中国法经济学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浙江大学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2018）于2018年6月30日—7月1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来自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5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制度经济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代表，出席了此次学术论坛。
    开幕式后，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李树教授、浙江大学张小茜副教授、山东大学魏建教授、辽宁大学林木西教授和中山大学李胜兰教授分别做了主题演讲。随后，本届论坛分为10个分论坛进行讨论。在闭幕式上，浙江大学董雪兵教授、西南政法大学陈刚教授、南开大学刘帆博士、西南财经大学戴治勇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廖志敏副教授、山东大学李增刚教授分别做了主题演讲。最后，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作了会议总结。
    一、 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学者们重视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研究。首都经贸大学佀连涛认为，站在经济学家立场的法经济学研究者基于自身的经济学知识背景，把法律制度看作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采取从法律的视角看经济的研究进路；而站在法学家立场的法经济学研究者基于自身的法律知识优势，把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作为研究法律问题的研究进路，采取从经济的视角看法律的研究进路。
    受诺思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影响，制度变迁理论一直是国内法经济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山东大学李增刚对国际海洋制度的起源和变迁进行研究，认为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价值，加剧了国家之间对国际资源的竞争，产生了对国际制度的需求，作为国际海洋基本制度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和变迁体现出国家权利名义上的平等但事实上的不平等。浙江大学秦汉以我国近十年诉讼文本为例，研究农村土地流转与乡村司法制度变迁，认为近十年土地流转的纠纷诉讼，在时间分布上呈现逐步增长、适当回落的特征，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北部地区的纠纷数高于西部、南部地区的特征；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司法和解的数量极少、公信力不足，当事人选择付诸诉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西南政法大学段浩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发展演变，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生产力所决定，由市场配置的效率价值所指引；作为法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今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以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以土地权利体系为核心、以制度创新为实现路径。
    产权问题历来是法经济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本届论坛也不例外。山东大学黄少安认为，农村产权制度的变革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农村“新土改”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决定，有利于稳定各级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预期，无论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对于有效保障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山东大学魏建认为，中国的产权保护具有以产权改革为核心、从非平衡保护到全面保护、由点到面改革和以政府权力为主导保护力量的特征，且已经形成了帕累托改进、对最有能力主体进行激励、非平衡保护等经验。西南政法大学李树从产权角度研究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在西方而不是出现在中国，认为产权保护尤为重要，1624年英国的《专利法》为其工业革命的发展夯实了权益保障基础。中山大学周林彬和北京大学马恩斯运用卡尔多-希克斯模型分析数据财产归属问题发现：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当设计制度处理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数据财产归属问题时，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思路；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在个人信息的商业化利用越发普遍甚至事实上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处理哪种数据财产归属的问题上都应该保证民法典对新型权利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 政府与市场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领域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不同的研究。浙江大学汪力涵和史晋川在研究美媒对华报道偏差问题时，发现当对华政策带来的政治租金足够大时，政府就会“贿赂”媒体市场中的所有媒体来提供支持自己对外政策的新闻，进而导致媒体对华报道偏差。西南政法大学于文超基于官员任职稳定性研究政府治理对民营企业活力的影响，发现官员任职稳定性下降会增加民营企业的被动寻租支出和税费支出，但对企业外部融资和信用环境无显著影响。浙江大学董雪兵和池若楠研究认为，县域省级开发区的设立会导致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其可以促进地区劳动力的转移，这种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以及县域省级开发区能够通过就业效应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哈尔滨商业大学仲深和杜磊认为，单独考虑市场的力量或者政府干预去配置地区内部资本要素，会加剧本地区资本错配，在市场和政府同时作用时，地区内部的资本错配现象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浙江大学何怡瑶等的研究发现，若取消对民企的信贷约束，可以提高约12.46%的社会福利；在此基础上再去除补贴扭曲以提高国企的市场化水平和竞争力，可以使社会福利再增3.41%；加速国企改革进程，社会福利会大幅度提升49.33%。浙江大学潘士远等的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双一流”建设、“引进来、走出去”的长期增长效应显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短期增长效应较强；尽管短期水平效应并不明显，但这些政策都会在中长期中显著提高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哈尔滨商业大学温红梅等实证检验财政非税收入对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发现财政非税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而产业结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地区开放程度与市场化水平能够优化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山东大学李少星和何孝祥以山东省为例实证分析财政支出竞争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社会性支出竞争行为的经济效应最强，经济性支出次之，维持性支出最不显著，且山东省内各地市间财政支出竞争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山西财经大学韩菲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税收中性进行研究，认为要贯彻税收中性原则，在全面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前提下，通过税收法定探寻法律对税收的双重约束，加强市场监管的现有路径，建立多方联动的市场监管体系。
    此外，西南政法大学路瑶就行政审批效率与企业市场进入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行政审批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行政审批效率高的地方，企业市场进入率高。江西财经大学胡大立和黄虞从企业与产业层面研究影响企业市场势力的因素，认为企业家能力与精神、技术创新、资源禀赋和市场集中度均通过产品差异化来影响企业市场势力，企业规模、并购、渠道控制、知识产权控制、市场结构、规模经济、制度性壁垒均通过垄断效应来影响企业市场势力，而政府政策对市场势力的形成起着促进和杠杆作用。
    三、 金融与制度
    在金融与制度研究方面，本届论坛成果相对较多。中山大学周林彬和吴劲文在研究商事流质（押）是否入“典”问题时，认为商事流质规则必须置于民法典编纂“为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这一宏观战略下进行安排；同时在民法典物权编中不应采取统摄商事流质的普遍的禁止流质主义，亦不应采纳侵及民事流质的普遍的许可流质主义，民事流质与商事流质应在相对的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下分别规范。浙江大学张小茜基于法庭强制执行的数据，对担保贷款的风险传染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传统抵押贷款模式下的银行是导致担保贷款风险传染的根源所在，因为基于融资成本考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资金需求者自身并没有主动寻求担保的必要，寻求担保是资金需求者按照银行要求所做出的被动抉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李晓安和翟啸林认为，计划与市场、国内与国际、原始与现代双向交织的复杂金融体系使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呈高发状态，为应对这种状态，国家必须坚持金融安全与金融公平的基本理念，明确金融效率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平衡点定位和权利（力）边界，竭力实现行政监管系统、法律监管系统与社会发展的共同进化，营造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中山大学董淳锷认为，市场监管立法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优化市场监管资源配置，是否需要将某一领域的事前监管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取决于被监管事项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的救济成本与事中事后监管成本的总和是否低于事前监管耗费的总成本。
    此外，北京大学刘小鸽等运用2002—2015年证券公司财务数据研究投行业央企背景、社会资源对其竞争优势溢出的影响时，发现央企因天然的政治关联而拥有竞争优势，并且该优势会随着央企的经营多元化过程外溢到参股企业，最为典型的是具有央企背景的券商其投行业务具有规模与价格上的竞争优势。西南政法大学邱新国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宗教信仰环境对除正规借款可得性之外的其他家庭融资变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对家庭融资行为的影响最为全面；而宗教信仰归属和宗教信仰强度对家庭融资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正规借款方面，二者对正规借款均没有影响。山西财经大学张晓燕对系统重要性银行（SIBs）进行征税做出理论阐释，明确提出科斯定理中的“协商”与“合并”并不适用于系统重要性银行（SIBs）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解决系统重要性银行（SIBs）负外部性问题必须考量道德、良心等因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康欣祺等研究保险索赔问题，发现无论女性和未成年人住院护理费索赔欺诈，还是老年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索赔欺诈，均源于转型期过分功利价值观“自我、个性”的盛行。西南政法大学鲁钊阳运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制度演化角度出发，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困境既有金融制度自身的原因，也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发展境况相关。
    四、创新与知识产权
    在创新研究方面，刘萌和史晋川实证分析媒体报道对经理人创新效用及选择的影响，发现对于风险厌恶经理人而言，信息披露程度较低时，声誉损失风险容易高过声誉补偿收益，从而降低创新期望收益，不利于创新；只有信息披露程度较高，补偿收益大于风险时，媒体才有利于创新。赵誉聪和史晋川在实证分析广告、研发与企业绩效时，发现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渐进性创新，而私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颠覆性创新。山东大学李亚飞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董事长的研发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董事长的研发经历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其中，非国有企业董事长的研发经历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创新环境促进企业创新产出，而国有企业董事长的研发经历可以通过改善企业内部创新环境促进创新产出，并不能通过改善企业的外部创新环境促进创新产出。西南政法大学雷国雄和刘柳通过对企业吸纳产业内知识溢出问题研究，发现产业内知识溢出遵从层级原则而不是邻近原则，企业规模越小，越宜在较小的空间层级如市域上吸纳产业内知识溢出；企业规模越大，越宜在较大的空间层级如省域上吸纳产业内知识。华中科技大学彭小熠以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为例研究金融创新，认为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导致金融风险，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金融风险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复旦大学秦璇和方军雄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机制，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则是落实已有保护制度的核心手段；实证结果还发现行业、地区和市场发生的侵权诉讼数量对企业创新的产出和投入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高科技企业、总部位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受到了诉讼溢出的正面影响。山东大学田燕梅等根据2015年法院“著作权”一审判决书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原告诉求金额与法院判决金额的关系，发现原告诉求金额与法院判决金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著作权保护强度的增加而递减，且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小于西部地区。
    五、司法与犯罪
    司法与犯罪问题一直是法经济学论坛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山东大学魏建和李青峰实证分析了城市“一把手”落马对辖区经济和投资增长的影响。西南政法大学李树和何玥实证分析司法公开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发现司法公开程度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司法公信力，司法公开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司法公信力水平提高9��5%左右。西南政法大学陈刚对学历与专业影响司法效率问题进行研究，发现法官的专业背景显著影响了以结案率来衡量的司法效率，在由毕业于法学专业的法官任高院院长的地区，当地法院的结案率要比其它地区高2��5个百分点左右；但法官有更高的学历却并未能显著提高司法效率。浙江大学叶斌和熊秉元基于合同纠纷案的呈堂证供研究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发现直觉观察到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本地诉讼人加大正常投入的结果，真实的司法实践并不存在普遍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庆大学周洲实证分析司法保护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司法保护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对物资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的助推作用尤为明显；司法保护的效果有赖于司法判决的实际执行，“司法白条”会严重抵消司法保护的经济增长效应。南开大学李俊青和苗二森通过实证法制环境、企业专用性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缓解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可以使中国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此外，中山大学金江等的研究发现，地区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多样性是导致地区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信任是人口多样性影响犯罪率的重要中介变量，即人口多样性通过削弱居民间的信任水平，进而导致犯罪率的上升。浙江大学臧丽君和张海峰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即使是流动人口中年轻男性群体规模变化也不一定会导致犯罪率的变化。桂林理工大学陈嘉浩等的研究发现，惩戒犯罪的严厉性政策对青少年犯罪具有震慑效果，高中入学率有助于青少年犯罪率降低，惩戒犯罪的确定性、司法投入、青春期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不显著。西南财经大学戴治勇认为，危害较大的行为违法收益一般也比较大，更可能形成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的合谋，导致最优执法失效，这时需要上一级执法者介入才能打破这种坏的均衡。华南师范大学蔡一鸣认为，有效率的制度如果以豁免的形式被取消，结果就是“无法”则无天，其解决途径或者是取消豁免制度或者是采用一项新的制度来弥补豁免所导致的制度缺失。
    六、规制与治理
    规制与治理是历届法经济学论坛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本届论坛亦有不少学者在此方面进行研究。比如，浙江大学董雪兵和赵传羽通过构建包括广告商、观众、视频网站在内的博弈模型，研究在单一利润来源与双重利润来源情况下网络视频产业中的二级价格歧视问题，认为在单边价格歧视中存在的“顶部无扭曲”原则，在网络视频产业价格歧视中并不总是存在；当视频网站从单一利润来源转向双重利润来源时，其利润并不一定增加，在价格歧视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双重利润来源情况下，视频网站可以设计两种不同的机制进行价格歧视，但是像现实中的“会员制”并不是最优的均衡结果。东北大学姚天冲和邵小文通过对软件过滤视频广告的竞争纠纷进行研究，认为过滤广告没有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也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华东政法大学廖志敏和陈晓芳通过对上海市小汽车牌照制度的分析，探讨通过恰当的牌照数量控制应对大城市拥堵、改善道路利用效率的可行性，发现在大城市中，常态化的拥堵会导致极其巨大的社会成本；通过控制车辆数量、道路收费、甚至单双号限行等措施，都有助于缓解拥堵，但并不必定能实现道路的有效率使用。浙江大学邵桂荣对外部选择的价格歧视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在单期静态条件下，是否存在外部选择会导致交易价格有显著性差异，并且拥有外部选择使得价格更低，但外部选择作为外生还是内生变量对价格却没有显著差异；在跨期动态交易过程中，无论是否拥有（内生或外生）外部选择，随着期数增加，价格都将下降并收敛于垄断高价与竞争市场价格之间的均衡值；在高拖延成本条件下，交易双方倾向于尽快达成交易而非延迟消费。
    此外，西南财经大学米传振认为高昂的执法成本造成了马拉松运动选择性执法难题，马拉松组委会在增加惩罚严厉性上的空间较小，在增加惩罚概率上则大有空间，运用有奖举报激励机制能有效加大对违规违法现象的处罚概率。山西财经大学姚丽娟认为，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高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构建符合合作社发展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在合作社章程的修改、合并、分立、解散等重大事项上，只能采用“一人一票”的基本表决模式。西南政法大学羊海燕认为，正外部性的“溢出效应”使网络言论自由行为“发散”出社会收益，但“零边际成本”和“交易自愿性”特征导致激励性规制制度供给严重缺失，激励性的立法表达才是网络言论自由正外部性的解决之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曾婧婧等在研究拐卖妇女儿童案和非法集资案时，发现现阶段的刑事重典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遏制效果优于集资诈骗罪，并且社会公众对犯罪的关注度可能是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机制；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和集资诈骗罪分别属于人身犯罪与财产犯罪，因此至少并非对于所有种类的人身犯罪与财产犯罪，刑事重典都具有相同的效果，这应成为刑事政策制定时被纳入考量的一个因素。中国民航大学刘海安对物权法调整空域使用权的合理性进行研究，认为国家所有权具有私权属性，空域所有权也不例外，而空域使用权是空域所有权基于权能分离产生的权利，只能具有私权属性；在私权体系中，将空域使用权规定为物权最为妥当。西北政法大学刘卫锋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背离的现实出发，认为不应当从政策和法律上一味追求一个理想性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应当在诸多所有结构竞争中无歪曲地考虑规范性的结构模型。
    大会闭幕式上，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做了总结。他认为十六年来，参加法经济学论坛的高校不断增多，参加论坛的学者更为多元，入选论坛论文水平逐年提高，中国法经济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目前国内法经济学领域水平最高、层次最高的学术峰会。他期待更多的高校和更多的学者参加法经济学论坛，期待更多的学术期刊支持法经济学论坛。最后，他宣布明年的法经济学论坛将在山西财经大学召开。
    作者信息：鲁钊阳、雷国雄，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邮政编码：401120，电子信箱：hament2009@163.com，cimonlei@163.com；董雪兵，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310058，电子信箱：dxb@z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