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从中国经济发展30年看中美贸易战

    
    
    关于中美贸易战，我们不能被网络上热议的标题党所蛊惑，越是情绪化的讨论越容易引起许多分歧。在贸易战这个角度上，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外资占中国产业的高比例的控股权。实际上，贸易战并不仅仅打疼了我们，也打疼了外资。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谈到阿根廷会议的时候，美方突然加码，且我们原来要求他改变的那些对中国侮辱性的话语，比如你们偷窃知识产权，他仍然坚持写进去；要求你写明已经连续发生空难的波音737max要买多少架；要求所谓治外法权，美国不仅要监督，还要派人来你这监督，这是殖民地时期的东西，所以哪个领导敢签这协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乎让无可让。所以你看我们这次反制裁之后，波音737max我们不仅不买了，你还得给我退了。当前，学界已有基本共识：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中方的角度看，经过特别漫长的斗争，特别是流血牺牲的斗争才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家主权，在主权问题上没有让步余地。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直接面对后贸易战时代的来临。但中美如此深刻的矛盾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30年的视角来看待。
    苏联解体后的“中国崩溃论”
    冷战时期，美苏矛盾是主要矛盾时，中国是次要矛盾。当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一超独大”格局，中美矛盾也仍不是主要矛盾。当年国际舆论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国内正遭遇严重经济危机，80年代后期处在滞胀危机中，1988年遭遇到恶性膨胀，1989年6月份以后所有国外资本撤出中国生产停滞，1990至1991年进入大萧条时期。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所接触的人没有人会认为中国撑得住，没谁相信中国撑得住，中国怎么撑得住？在这个条件下根本谈不上中国崛起的可能。
    加速走出“非货币经济”时代
    苏联解体后，作为货币信用唯一来源的国家强权不复存在，苏联金融信用随之解体。整个苏东拥有庞大的物质财富，因为货币解体，而没来得及自我货币化，庞大的机器设备、资源性资产、工厂厂房等物质资源，被外国资本涌入将其货币化，占有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我们接受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加快走出非货币经济时代。为此，92年开始中国放弃票证，用自己的主权向自己的货币赋权，用自己的货币解决资本短缺，人民币进入货币元年。从92年开始我们也大规模增发货币，增发国债，直接将政府强权变成政府债务。同时开设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放开房地产市场，缓解外资撤出后留下的金融空间。当然，大规模超发货币，带来94年CPI高达24.1%，比88年18.6%还高。由此，朱镕基总理铁腕治理整顿。1994年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深改改的是中国金融资本经济自主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威胁论”
    中美矛盾由次要矛盾转变为主要矛盾的最早转折点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有按照西方经济制度发展的“四小龙”、“四小虎”遭受重大挫折。中国当时也发生危机。1997年清理银行账目，中农工建四大行贷款不良率高达1/3以上。但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却影响不大，西方的判断认为中国没垮是因为实行“金融管制”，而西方实行“金融自由流动”，这种论断较为儿戏。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时我国财政金融不分家，98年我国开始推进财政金融改革，推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财政部一次性将银行不良金融资产剥离给四大金融公司，央行、外资管理局向四大行注资，转制成商业银行。于是从98年开始，本来是应垮没垮，之后四大行排到全球前四，站在全球金融资本顶端。于是从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有了“中国威胁论”。1999年被美国定义为世界上邪恶国家之一，同期发生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等直接和中国主权有关的事件。90年代末，美国对本已针对中国的政策紧锣密鼓调整。
    机缘巧合的“战略合作伙伴”
    但由于自身两方面原因，延迟了对华政策全面调整。
    一方面，美国面临新经济危机。美苏争霸时期，为确保全球三百余个军事基地统一部署调度，美国大量的军方投资投入计算机和网络体系建设。在苏联解体之后，军方投资的“沉没成本”需要解冻活化为机会收益。为此，从1994年开始，军方的科技成果陆续解密，计算机和互联网大规模投入商用，将机会成本活化为IT业的机会收益，掀起IT业浪潮，IT业爆发的巨大经济收益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大量资本进入互联网行业，推高资产泡沫。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遭遇新经济危机。
    另一方面，美国将阿拉伯国家列为邪恶国家，激起伊斯兰世界反弹。911恐怖袭击爆发在全球金融资本中心，美国本土历史上第一次直接遭受攻击。美国在2001年遭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主席在911恐怖袭击后，及时跟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中国愿意成为美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伙伴”，被美国接受。由此，在2001年中美双方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关系转变主要是由于美国自身爆发的双重危机。
    “外资投资拉动型增长”的黄金时代
    同时，中国通过自我调整，自苏联解体后，我们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外贸占到GDP一半以上，98年陡然下降，中央启动扩大内需，组织紧急救市。三万六千亿西部大开发，两万四千亿东北振兴，启动六万亿投资拉动内需。当时正好是40万家中小型国企关停，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在这种情况，教育的扩招，将高校扩招当做缓解就业蓄水池，让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争取四年缓冲期。高校扩招财政没钱，严重负债，就把扩招变成高校扩地盘，没钱就负债，就走教育产业化道路。这就是那一轮危机造成的代价，至今未消化。并不是领导人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而是领导人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批医疗，医疗产业化不也是那个时候吗？
    要解决困难都有代价，都有问题发生的。这些代价只不过没有被我们这些后人重视起来，没有从根本上去找。不是因为市场化不够，是因为你面对危机的时候，你把它作为一个牺牲的领域，让代价被它承载。
    而恰恰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六万亿基础设施建设、高校扩招等，至2002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遇上美国2001年新经济危机爆发，大量资本需要追求流动性获益。且当时中国处于萧条期，带来在中国投资有着极低的要素价格，能陡然产生极高回报率。于是大量外资纷纷涌入中国，中国进入了外资投资拉动型增长，中国经济陡然进入高速发展。到了03年，我们成为了外商投资第一的国家，于是从9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体系不仅是应垮没垮，反而逐步成长壮大。
    外资进来让我们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三分之二的产业都是外资控股，2008年奥运会唱的歌：“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听着不太正经，但是很真实，就是外资在中国形成了产业的控制，在中国获利高达21%，它当然认可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现在不满是因为我们开始分利了，产业的利益变成相对均衡收益的时候，他的21%下降到15%，丢了6%，虽然还是高利润，大部分还是不愿意走，但一部分已经开始寻找那些新的获利超过他在中国获利的地方。
    工业、农业和金融的全面过剩阶段
    08金融危机后，我们开始进入生产过剩阶段，到2012年，出现了经济下行生产结构性过剩危机，2013年的时候，当时还有些秉承西方教科书的研究人员提出我们现在的新常态，经历有些波动式常态，他不承认经济下滑。到2014年实际上已经明显下滑了，我们才开始承认了经济下行期，提出了工业第一次改革，这在中央层面上，叫做工业供给侧改革，于是2014年出台了三去一降，针对的都是生产过剩。然后2015年承认经济出现L现象，2016年承认出现连续L现象，同时又出现农业的结构性过剩，出台的文件叫做农业供给侧改革。于是中国的工农两大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都进入了生产过剩。目前，正遭遇金融资本过剩，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发货币，并且在2016年以后，我们变成了金融资本总量全球第一，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这些都是中国从来没有遭遇过的金融资本过剩。
    生产过剩我们98年遭遇过一次，因为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导致外需大幅下降，中国在98年出现了产业生产过剩，那次靠着中金铁腕调控大规模投进基础建设，配合一系列的投资政策，把这个产业过剩缓解了。但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全球需求更进一步下降，中国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进入了第二个生产过剩。
    金融资本引领阶段的中美裂痕
    随着产能、资本过剩的到来，中美在产业资本和金融领域矛盾凸显。美国是私人银行家联合起来组成的美联储来决定金融政策，然后政府配合，美国政府的强大的政府权利，和政府控制的军队，服务于美联储私人银行家组成的机构形成的决策。我们所有大型银行和上市公司都建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大型国企都有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直对中央，所以我们可以一声令下，所有大型国企统一行动。
    举个例子，中国的光伏产业，是放开私人资本竞争的，因无序竞争，导致我们的光伏在国内还没有形成有效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已经生产过剩了，争相把人参卖成萝卜价向国外倾销，引发了欧盟抗议，欧盟议会通过决议制裁中国光伏产品向欧盟的出口，禁止一年，这对中国光伏产业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央一声令下，先要求中农工建四大行组成银团，责任分担，银团对光伏扶持性质的贷款，让企业活下来，金融工作能按照党的指示来办，组成银团给光伏企业贷款，同时为完成脱贫计划，我们就给戈壁上的那些干旱地区，村村装光伏，财政拿一笔钱扶贫了，25年之内脱贫，一个村装上光伏25年内的发展收益就够那个村脱贫了。一笔钱干了两件事，解了光伏的困，脱了村的贫，这叫一石二鸟。
    又如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竞争，西方是私人公司来谈的，我就要你的资源，你是石油还是煤矿还是铜矿，你给我，我来开发，其他事跟他没关系。中方是你是不是想发展教育呢？我帮你建学校。你是不是要搞医院呢？我帮你建医院。你是不是缺电力呢？我帮你建电力。同时我的资源开发公司跟你谈判，你把资源开发的收益用来承付这些基本建设的开支，公路铁路电力学校医院都帮你上。对于西方来说，你夺了他的市场，你抢了他原来的事情干，切人家的奶酪，而且是大块的切。“一带一路”在做的，就是切的金融的蛋糕，我们与一个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就是各自用本币做贸易融资，而美元现在作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你不是在抢他吗，为什么这么大的力度来反华，而且美国两党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坚决不认同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绝对不不能让中国这种体系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必欲灭之而后快。
    
    
    所以今天不是贸易战，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政府、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方方面面，所以大家才能理解。客观地看美国，问题出在哪？出在中国这种发展方式上，他没法让你融入美国的体系，他也不能容许你按照这种方式发展，这个体制和西方根本不是一回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面临的这场挑战，一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战。
    应对后贸易战时代来临的“三大战略”远驰
    应对挑战的方略是什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看到我们正在推进的三大战略，正是立足于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第一大战略是区域整合。中国当我们在外界受制于人的时候，要解决国内的工业生产过剩，怎么办呢，靠区内的区域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是中国区域整合的第一大区域整合战略，整合目标是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最大的经济湾区，人口总量、经济总量都是世界最大。单单畅想一下资本市场，如果把深圳和香港加在一起，那么他们的资本市场就足够大。第二大整合是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带动了长江经济带，第三个就是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这一片，也是一片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都是沿海。东北到西伯利亚本来还有第四个整合带，形成一个能源和制造业之间的整合的经济带，但随着朝鲜的和平的实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大战略乡村振兴。我们国家原来有380万自然村，70多万的行政村，近些年，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扩张，使得自然村下降到了100多万，行政村从70多万下降到现在的50多万，减少了三分之一。其实“两山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背后是两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推进山水林田湖综合系统开发，最终达成的叫做生态资本升华。我们也在各地设计怎么实现两山两化，最终达成的事生态资本升华。
    当中美贸易战背后金融战开打的情况下，继续把货币外取得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于是把货币换锚是重要举措，货币原来的锚定在外汇储备上，改为锚定在什么上呢？现在我们开始用自己的货币来结算，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一爆发，中国先和东盟签了自贸协议，中国东盟之间实现10+1，10+1实现各自用本币结算，切了美国的蛋糕，日本一看这不行，要搞10+2，韩国一看这肯定不行，要搞10+3，本来最大的美元结算区，现在互相之间贸易变成了用了本币结算，抛了不下上千亿，这就意味着美元要收到致命打击，中国干这事的时候，奥巴马正式声明要高调重返大台，什么叫高调，直接以军事实力压向亚太，保证60%的军事力量放在亚太，说让你们三国造反，压着你。这才有中国也开始展示军事力量，不是网上说的中国想当世界老大，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整个国际经济演变到这个节骨眼上，双方叫板了，于是人家干脆开始使用巧实力，调动中日之间的钓鱼岛，调动日韩之间的主岛，调动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南海争端。
    所以才有了我们第三大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撮合各国，我们干一带一路，是把中国的生产能力，变成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同步签订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就是本币结算，提出的丝路基金，建立亚太集合开发银行，这一切，不都用我们的货币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吗？接着我们又建立用人民币结算的石油期货，用人民币结算的铁矿石期货。所以这些东西，随着金融资本的阶段的到来，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不这么做我们的金融资本出不去。这些都不过是我们金融资本达到世界最大规模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