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稳中求进的历史逻辑和治理智慧

    作者：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宏网》2021年12月19日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特别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稳中求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指导方针，是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历史的发展经验表明，什么时候贯彻了稳中求进，我们的事业就会比较顺利地前进；什么时候违背了稳中求进，我们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就会犯这样的或那样的错误。
    一、稳中求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各方面的客观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论持久战”的战略主张，对速胜论和亡国论进行了批驳。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状况，一方面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一方面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3年在总结各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错误的原因时，中央指出“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急躁冒进情绪所造成。”“忽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重复急躁冒进”“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1955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在报告中陈云说：“党中央指出，无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或者是社会主义改造，都只能逐步实现，在任何一方面急躁冒进，都是错误的。”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借鉴苏联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急躁冒进教训，提出要借鉴这一国际经验，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出现的大跃进、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一再出现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做法，导致群众的不满。可以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中不断认识，不断完善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贯彻落实好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尤其要强调“稳中求进”。因此，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必须长期坚持。
    二、稳中求进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继承和发展
    中国古人就有“戒急用忍”的思想认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保持战略定力，避免急躁冒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就是说凡事要谨慎地开始，不怠慢地终结，就不会有窘迫之患。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务必”，即在取得胜利之后的新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充分说明了在面对有利和不利的情况下，坚持审慎稳定的理念和方针。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1985年8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过去几十年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理想、不大好的经验，……我们都想把事情搞好，想搞快一点，心情太急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心情过急。心情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心一急，出的主意就容易违反客观规律”。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处于新发展阶段，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或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贯彻这一方针，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的内涵。稳，就是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和加强农业，防止和化解金融风险，搞好社会保障，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进，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要有新的突破，经济结构调整要有新的进展，解决社会热点问题要有新的举措，对外开放水平要有新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要有明显改善，在这个前提下，继续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稳和进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稳是基础，只有稳，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发展；进是目的，只有进，才能更好地实现持久、牢固的稳。”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改革开放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十条经验中第六条就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三、稳中求进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治理智慧
    党的十八大之前在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2年的经济工作首次将稳中求进确定为工作总基调：“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此后，稳中求进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深化了稳中求进中体现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对唯物辩证法的创新性运用。辩证法的核心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就是将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协调好、解决好。针对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条件的变化，“稳”和“进”的侧重点和方向必须相应变化。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
    在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赋予了稳中求进新的定位，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尤其重要的是，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次提出“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同时，将习近平经济思想初步概括为七个“坚持”，其中第七个方面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我们认识到，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而且要有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稳和进的关系，把握宏观调控的度，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精准度。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考虑困难和问题，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发扬钉钉子精神，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坚决防范各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
    2018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六稳”“六保”互为前提和基础，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集中具体体现，体现出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的治理智慧。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特别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六保”“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这是对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新强化，即稳中求进需要政策具有前期预见性，强化事前调控，核心要义是“稳健有效”。只有确保抓好经济运行基本面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够实现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作者简介
    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秘书长。
    （编辑：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