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下）

陈冬华等发现，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对公司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在职消费并没有发挥对公司业绩的正面激励影响。总之，由于公司管理层薪酬更多表现为隐性的在职消费而非显性的薪酬契约，并且在职消费与经营业绩的关系往往表现为非线性，这些都抑制了管理层出于提高薪酬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不过，也有研究认为，虽然国有企业的货币激励不足，但国有企业高管有可能因业绩突出而获得政治升职，所以国企高管仍有可能出于升职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然而这种解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有案例显示，有些国企高管业绩较好，不但没有得到升职，反而被调职。二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个特征是大股东集中持股，管理层受到国资委或国有控股股东的严格直接监督，这导致高管难以通过操纵会计盈余以获取升职。总之，由于薪酬管制、薪酬激励失当、大股东监督等特征，大大降低了国企高管通过盈余管理获得私人收益的空间，从而降低了此类盈余管理的行为。
    2.对债务契约假说的影响。债务契约假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债务人为了规避债务契约约束而进行盈余管理。然而，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多由国企改制而成，主债权人往往也是国有商业银行，容易导致国企债务契约的软约束问题，从而使债务契约假说失效。另外，中国企业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业集团和内部资本市场的大量存在。企业集团内部融资及母子公司间关联交易较为普遍，这导致当集团成员企业面临债务违约风险时，可以通过母公司担保或还款等形式避免债务违约，因而集团成员企业不必通过盈余管理来规避债务违约，即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也降低了外部债务融资的重要性，相应地降低了债务契约对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程度。
    3.对政治成本假说的影响。政治成本假说认为，大企业为了避免监管，倾向于做低利润。但由于制度背景差异，政治成本在中国可能呈现另一种特性。布希曼等认为，当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时，企业有可能向上操纵盈余，以便使自己看起来更健康，从而从政府处获得更多资源。中国经济的政府高干预特性，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绩效主要基于当地经济发展，因而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去扶持绩优企业，并剥离亏损国有企业。这导致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有动机操纵盈余，以获得政府扶持。而地方政府对本地上市公司实施优惠政策和大力扶持，使得上市公司不仅不会因规模偏大而被多增税，反而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因此，西方大企业因盈余过高引致政府监管和税收管制等假说，在中国情境下并不完全适用。
    三、结论
    总体而言，我们并没有发现三大假说在中国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这说明我们在借鉴、引入西方实证会计理论时，有必要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和质疑的精神。西方国家的公司与中国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动机、公司控制人属性以及制度背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管理层薪酬契约、负债融资行为以及政治成本等方面与西方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的差异巨大。相比之下，中国私企在许多维度上与西方私企较为类似，因而三大假说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部分成立，一些实证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猜测。因此，在构建有关中国实证会计的研究假说时，有必要分别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讨论。不过，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上升，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在向现代管理制度过渡。因此，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也将趋于上升。为此，未来的研究除了区分企业控制人差异外，另一个需要控制的因素显然是各地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此外，还要考虑依据行业特征、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等对企业进行细分研究，而不仅仅拘泥于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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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