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年”唱响内需大戏 调结构更待财政发力

中国证券报：大多数机构预测明年经济增速将放缓，你如何看待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总体走势？

夏斌：未来全球经济形势比较明确，即欧美经济增长将放缓甚至衰退。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将提高，这意味着包括资源价格改革等在内的改革决定了中国的商品成本要提高。概括而言，外需在减少，这是持久的、深刻的结构调整所决定的。投资不可能像2007年、2009年那样高速增长。中国未来必须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内需和消费的提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未来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像过去一样保持13%以上的高增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投资者到市场预期，都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下台阶的过程。
    范剑平：今年我国GDP增速应能达到9.3%左右，明年预计为8.7%左右。明年经济会比今年冷，但政策会比今年热。作为“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二年，明年消费可为GDP增长贡献4-4.5个百分点，但要让投资像往年那样保持对经济增长有5个百分点的贡献，就必须寻找新出路。今年房地产投资仍将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速度，但明年可能只有一半，这会给固定资产投资带来5个百分点的减速影响，也会对GDP带来至少1个百分点的减速影响。明年要想使投资保持在一个比较适当的速度，就需要激活民间投资，放宽国有经济垄断的投资领域。
    外需方面，至少在明年3、4月份之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还很大。就欧盟目前的计划来看，真正解决危机还需要一段时间。明年是欧盟还本付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目前欧盟许多国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如果某些国家过不了这关，欧元区很可能面临崩溃。
    原先我们只是担心贸易保护主义，但目前西方“再工业化”等产业战略对我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必须让人民币有足够的弹性，让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加市场化，波动幅度可以相对大一点。一方面，这可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原本某些不适应国际市场的企业就应该被淘汰，优胜劣汰之后存活下来的企业就证明了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稳定外需。回首2009年的出口“负增长”，与当时的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有很大关系，给外需造成较大冲击。2009年的出口全年增长为负数，个别行业的负增长甚至高达40%。如果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的弹性，明年我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15%-16%。
    明年物价压力犹存 应提高通胀容忍度

中国证券报：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物价下行趋势明显。如何看待明年及未来较长时间的物价水平？

夏斌：就国内因素来看，物价正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中国自身的人口优势正逐渐减弱，工资成本在逐渐提高，资源价格改革也在进行。此外，结构调整中的增长动力正由可贸易行业向不可贸易行业部分转移。这些因素都将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就国际因素而言，美国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引发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动荡，并推高了全球物价水平，对我国造成了输入型通胀压力。这些结构性的、周期性的、国内外的因素，或持续推动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物价上涨。
    我预计，2012年全年的物价压力还是比较大。必须注意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这样一个较长的时期，物价问题将成为相关部门始终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CPI保持在2%-3%左右的温和水平是比较理想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通货膨胀水平具有一定的容忍度。那么，财政政策就要配套跟上，比如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补贴力度等。
    政策不具放松条件 调结构力度应加大

中国证券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些专家预期明年调控政策可能是中性偏松，你如何看待明年宏观调控的重心？

范剑平：客观上，明年宏观经济政策还不具备放松的条件。虽然通胀回落的速度比预想的快一些，但未来物价上涨压力仍然存在。虽然明年经济增速将放缓，但还不至于出现不可控的情况，应该是平稳减速。我认为明年还是要下决心改革，比如要素价格方面的改革。
    同时，把“调结构”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避免以往结构调整不够彻底的“前车之鉴”。关于结构性减税，目前来看明年的结构性减税还只能小步走。如果“增值税扩围”的试点效果不错，未来能够全面推开，则对于服务业的减税效果还是比较大的。增值税的名义税率还有下调的空间。
    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出路是产业结构升级。如果在旧的体制上实现经济复苏的话，或重演资金疯狂涌入房地产行业的局面，这样的复苏不利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除了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节能减排未来也应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着力点。比如，对节能环保等产业加大税收优惠支持力度。
    夏斌：首先，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就是确保实体经济能够在8%至9%增长下的合理货币供应，而不是一定要满足过去那种两位数经济增长的货币与信贷的供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于前两年而言，必须收紧银根。
    在稳健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我认为需要政策上的微调。因为在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同时，既调控贷款规模，又调控社会融资总量等，这说明我们的调控机制并不十分有效。但微调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放松银根，并不意味着放松总量政策，而是在市场融资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运用M2的总量调控，以信贷结构政策、一些行政措施为辅助，来满足稳定增长所需要的结构性融资的需要。比如，加强对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房建设的支持等。
    微调是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原则，更精细地运用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微调局限于在存款准备金率是否下调、利率是否调整这些思考中间。市场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放松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种关联过于简单。因为央行的调控手段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政策等多个方面，所以存款准备金率即使下调也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放松。
    其次，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关键在于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的关键在财政政策。在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如果想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是不行的。基于中国目前财政赤字的状况，我认为仍然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
    因此，财政政策必须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尤其是向小微企业倾斜；向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种领域倾斜，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同时，加大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补贴支出的力度。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到今后一两年内中国的物价压力仍较大，而保持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是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