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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 要：文章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别利用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各省（市、区）之间的工业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财政分权体制下，以提供优质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为特征的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区域工业集聚具有正面效应。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对中国区域工业集聚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关键词：政府竞争，工业集聚，空间计量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区域工业化过程，我国工业发展迅速，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全国工业增加值为129112亿元，比上年增长9．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9．1%，集体企业增长8．1%，股份制企业增长15．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9．9%．私营企业增长20．4%。伴随着工业的发展，我国工业的空间集聚日益明显，已形成以东部沿海为中心，以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一外围结构。
有关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Marshall从产业的视角，认为自然条件，如土壤、气候、矿藏分布等是影响产业地方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在现实中也很容易得到印证。但是，这种理论在解释现实时也存在麻烦，为什么一些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为什么两个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的地区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促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1]以克鲁格曼（1991）为首的新经济地理学放弃传统经济地理学收益递减的假定，认为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偶然的因素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些地区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集聚。影响工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包括地区企业的数量、消费者的购买力、地区的人力资本和交通运输条件等。[2]沿着这些研究思路，众多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如Kim（1995）认为，美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是企业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3]
有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集聚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一些文献分别从FDI、政策因素、经济地理与新经济地理等角度来分析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如梁琦（2003），[4]文玫（2004），[5]金煜等 （2006），[6]刘修岩等（2007），[7]江曼琦等（2008）。[8]但其中几个方面的内容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财政分权而进行的地方政府竞争，可能是导致中国工业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在财政分权和独特的政治体制下，由于工业的重要性和工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在区域工业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不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引资竞争，这些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会影响工业的区域布局。二是区域经济问题的空间相关性。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忽视空间数据的空间依赖性，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三是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分析省份内部各区域之间工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问题的还较少。本文试图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对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城市化等因素对我国区域工业集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解决是否我国地区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对区域工业集聚具有正面效应，并对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工业集聚：一般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是我国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权的过程。在江苏（1977）和四川（1979）试点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于1980年开始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国家在1985年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1987年这种体制安排被“财政大包干”体制所取代。由于担心中央政府财权被削弱和宏观调控能力的丧失，1994年我国又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这次改革不再允许地方政府擅自对企业实行减免税。
这种分权大体上包括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通过行政性分权，地方政府部分地掌握了地方立法权、财政自主权、干部任免权等权利。通过经济性分权，地方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权、城乡基本建设投资权、外汇使用权、经济管理权等方面也有所增强。这种分权体制，伴随着独特的政治集权体制，地方政府围绕增加财政收入和地方官员增加晋升机会，为增长而进行激烈竞争，竞争的目标是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经济自主权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等经济资源流入本辖区，竞相提供财税优惠政策和优质的地方公共产品，这就产生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与财政支出竞争。关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国内外文献大多借鉴工业组织理论中的“标尺竞争”概念，“标尺竞争”原指一个企业的竞争政策是通过观察其他企业的表现来选择的。而在政治领域或者公共部门，“标尺竞争”被引申为当上级政府可以用其他地方政府的作为和绩效来考核和评价一个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之间就会形成相互模仿的竞赛。[9]
由于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工业的发展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各地区推进工业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地区差距最为重要的表现。[10]为此，各地区的经济竞争更突出表现在围绕工业发展上，这种竞争行为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最初以减免税等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为特点的税收竞争的作用将逐步淡化，以提供优质的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特点的财政竞争将逐渐成为各地财政竞争的主要手段。[11]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多是地方政府所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用“标尺竞争”取代了对地方政府的政治说教。中央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度量的标尺（即政绩）。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地方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招商引资”，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12]从国际上看，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大大领先于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经济学研究文献发现，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是它政府治理水平、政治管理模式以及分权效率的典型体现。这种为增长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竞争，从某种程度上也有力地促进了工业集聚，充分发挥了工业集聚的正面效应。
二是各地区兴起的开发区热。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开放城市划定的一块较小的区域，集中力量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创建符合国际水准的投资环境。通过吸收利用外资，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现代工业结构，成为所在城市及周围地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重点区域。此外还有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工业园区、国家级边境经济开发区以及各地区市级、县级、区级的各种各样的开发区，由于在这些开发区内可以获得国家和省级政府的优惠政策，进而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创建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聚集优势，吸引和聚集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因此，各省（市、区）纷纷争取设立国家级、省级开发区。1978～1988年，国家批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有14个，沿海经济开发区有10个。1988～1998年期间，国家级边境经济开发区有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有18个，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开发区有53个，国家级工业园区有5个，国家级保税区有13个。从1998～2008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有17个，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开发区1个。①
截止2008年底，我国各地区的省级开发区数量如表1，除青海、海南等个别省份外，各省（市、区）省级开发区数量都达到10个以上，其中山东最多，达到155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省级开发区数量也相对较多。
三是产业升级的竞争。相当多的地区都把微电子、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汽车、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作为地区的产业发展定位。根据程臻宇（2008）的归纳，在各省（区、市）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绝大多数省份把电子、机械、石化、汽车选择为本省区的主导产业，有26个省（市、区）把汽车机械工业列为主导产业，24个省（市、区）把电子工业列为主导产业，25个省（市、区）把化工工业列为主导产业，18个省（市、区）把冶金工业列为主导产业，20个省（市、区）把建筑材料工业列为主导产业。[13]
总之，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地方经济增长。张军、金煜（2005）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政府支出比重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面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在性质上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妨碍经济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财政分权体制促进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进行“标尺竞争”。[14]由于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工业的发展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区域工业化过程中，各地区为工业增长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区建设，是造成各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本研究采用年度数据，为了检验地区政府竞争与区域工业集聚的关系，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样本区间为1988～2009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部分数据还直接来源于地方统计年鉴。由于西藏的数据不全而略去。1997年后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最终进行实证分析的样本为1988～2009年中国29个省（市、区）。各地区具体数据还根据1988年的平均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因为地区工业增加值和地区工业生产总值 可以体现工业集聚的趋势，参照Hu（1999）的分析方法，被解释变量区域工业集聚（inds）用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来表示。[15]解释变量设定见表2。
各变量的具体数据及构造如下。
第一，地方政府竞争变量的选取（Exp）。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包括了财政收入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财政收入主要通过税率来进行。国外文献大多从税率竞争来探讨地方的财政竞争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化的税收制度，除少数税种如屠宰税外，中央政府拥有大部分税率的确定权。而且随着税收优惠政策的日益规范，通过税率优惠来吸引生产要素流入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因此，通过提供良好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竞争成为财政竞争的主要手段。由于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相对稳定，本文以地方决算财政支出来衡量财政支出竞争变量。②具体数值用1988年的平均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第二，城市化率（Urban）。按照目前文献的普遍做法，地区城市化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预期相邻地区的城市化会互相影响，而且对地区工业集聚具有正面效应。
第三，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示，数值用各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并用1988年的平均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第四，人力资本（Edu）。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在校大专和本科学生人数作为人力资本变量。
按照国内外文献中比较经典而一般的设定方法，利用地区的空间相邻来设定所使用的权重矩阵，即拥有共同边界则视为相邻，在导人模型时，该空间权重矩阵采用了标准化处理，即每行元素之和为1，运用Matlab 7．0软件进行估计。
四、我国区域工业集聚的空间计量模型及其分析
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邻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也客观存在。使用空间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克服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忽视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与经济现实不符的缺点。当一个地区的样本观测值与其他地区的观测值相关，观测值在空间上缺乏独立性，而且空间相关的程度及模式由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布局、距离）决定。即为空间自相关或空间依赖性。由于空间单位的异质性而产生的空间效应在区域层面上的非均一性，称为空间差异性。[16]空间计量模型根据模型设定时对空间的体现方法的不同，主要有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种。
用各地区工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用OLS回归，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来研究各地区的工业集聚。解释变量见表2，为避免异方差，对FDI、Edu、Exp数值取对数。
（一）普通OLS模型设定
lnindsit=a0+α1ln，Expit+α2Urbanit+α3ln，FDIit+α3lnEduit+εit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Ininds，。表示i地区t年工业增加值的对数，InExp，。是i省（市、区）t年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对数，Urbanit是i省（市、区）t年的城市化率，InFDIit是i省（市、区）t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lnEduiit是i省（市、区）t年人力资本的对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其中，i=1，．．．，29，t=1，．．．，22。
（二）SAR模型设定
其中：i=1，．．．，29，t=1，．．．，22。在实际应用中，即便通过固定时期效应控制特定年份出现的对许多省份带来的系统冲击，各省份仍有可能受到彼此相关的随机冲击的影响，即所谓的“空间残差相关性”。[17]如果由于误差项中包含有相关的随机冲击，从而使得省份间工业集聚表现出某种相关性，这种情况下通常使用空间误差模型（SEM）。
（三）SEM模型设定
（四）模型的检验
为了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的相关性，空间经济学一般使用空间统计量——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相应的检验也即是Moran’s I检验。Moran’s I取值在-1和1之间，当Moran’s I显著为正时，表示空间分布中相似的属性值倾向于聚集在一起，即存在空间相关性。当Moran’s I显著为负时，表示不同属性值倾向于聚集在一起，即存在空间负相关。当Moran’s I接近于0时，观察值属于独立随机分布，即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五）模型的分析
运用1988～2009年全国29个省（市、区）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使用空间自回归（SAR）的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误差（SEM）的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见表3。
表3中第1列表示应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出的回归结果，没有考虑空间因素，第2列是空间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第3列是空间误差模型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看，OLS模型的R2是0．4885，SAR和SEM模型的R2都在0．9以上，结果显示，空间计量的两种模型SAR和SEM回归的结果会更加理想。
从模型的相关性检验来看，Moran’s I检验值的显著性说明我国地区间的工业生产存在着省际间的空间相互影响，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更加适合。应用空间相邻矩阵修正后的计量模型的两个空间相关系数W×Y和spat．aut都是显著的，表明我国的各个省级地区之间的工业集聚存在着正的相关性，即一个省的工业生产和集聚对于该省的相邻省份有着正向的影响。综上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出我国各个省级区域的工业集聚存在着空间相关性，忽视空间相关性的OLS回归结果往往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我国各地区工业集聚同选取的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并且与我们预期一致。实证结果显示，政府支出竞争对地区工业集聚存在正面效应，在政府税收竞争空间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围绕提供良好基础设施而进行的引资竞争正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方式。[12]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越多，该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越高，那么企业更加倾向于在这个地区投资。由于工业集聚的外部性特征，引资竞争通常又演变为工业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工业集聚区的设立，由此促进地区工业集聚的进行。
城市化对于工业聚集具有正面效应，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一般拥有较高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其他公共产品，越容易吸引工业企业向该地区集聚。人力资本对工业集聚有正面的影响，说明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工业的发展，这也充分说明，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正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集聚也具有正面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运用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的空间自回归和空间滞后模型，使用1988～2009年全国29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因素对我国工业空间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我国区域工业集聚具有正面效应。为吸引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入，地方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等其他公共物品的投入，同时又热衷于各种各样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和地区产业的升级，这种建立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为经济增长而进行的财政支出竞争，能很好解释我国区域工业发展和工业集聚产生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程度对我国工业发展和集聚也具有显著正面的影响。在我国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由于我国区域之间的工业发展和工业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促进了区域的工业发展和工业集聚，而近年来我国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又着重体现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应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使地方政府由竞争走向合作，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应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实现财政支出机构的优化。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校大专、本科学生人数对我国区域工业发展和工业集聚具有正面的效应，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有利于促进地区工业发展和集聚。但是，有很多文献也证实，由于投资教育的效应体现较慢且不够直接，在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支出的比重相对其他方面投资比重要小得多，这不利于地区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也将影响到我国工业发展整体的质量。因此，当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重视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开发区网http：／／www．cadz．org．con。
② 有关政府竞争的变量处理存在一定的争议。傅勇、张晏（2007）以各地区外资企业的相对税率作为代理变量，但由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而出现的出口退税、延长减免税优惠期限等对实际税率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张军（2007）直接以地方政府吸引的FDI作为地方政府竞争变量，这些变量更多从税收竞争的角度出发。郑磊（2008）则以实际利用的FDI占当年全国实际利用FDI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竞争度的代理变量。踪家峰（2008）则用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作为代理变量。
参考文献：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Krugman，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83-499．
[3] Kim，S．Expansion of Market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The Trendsin US 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1860-1987[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 ，110：881-908．
[4] 梁琦．中国工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兼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J]．统计研究，20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的区域经济差距形成及其治理（11YJA790055）；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推进海西社会建设的公共财政政策研究”（闽教高[2009]8号）；厦门市社科规划项目“新形势下内外资招商联动的对策研究”（厦社研课[2010]16号）；集美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c611004）
作者简介：黄阳平（1972-），男，福建泉州人，集美大学财经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