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提升了社会总体效用吗？*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我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对经济总体行为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在传统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加入政府部门，其中外部冲击包括技术冲击、政府转移支付、政府采购、政府意外调整的税收政策等。研究结论包括：（1）政府公布的转移支付并没有提升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2）政府采购导致了劳动、投资、消费、资本累积等经济变量的下降；（3）资本税率的上升对消费的动态影响为负；（4）从经济周期来看，经过HP处理后，转移支付、资本税率冲击、政府消费、消费税率冲击都是顺周期，这一结论与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相符合。
    关键词：财政政策；动态递归；参数校准
    *蔡明超、费方域、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00052，电子信箱：mccai @sjtu.edu.cn，fyfei @sjtu.edu.cn，zhubh@sjtu.edu.cn.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05BJL018）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7BJB026）资助，感谢多伦多大学朱晓东教授的指导。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一、引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30年的时间里，西方宏观经济学被凯恩斯主义所统治。Lucas （1976）指出了凯恩斯主义的缺陷，推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Kydland 和Prescott（1982）正是在该框架的构建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GEM）应用于真实经济周期的分析中。
    中国作为一个致力于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总体行为与社会效用的影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这使得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优势明显。但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居民到底是如何针对不同的政府税收与支出政策做出反应？本文将采用DGEM方法，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集中研究宏观财政调控政策的动态绩效。
    （一）财政政策与经济总体行为理论的研究文献
    经过经济学家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动态均衡框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逐渐发展成为重视技术冲击、偏好冲击、货币政策货币冲击和财政收入与支出冲击等多种因素的理论。这里依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分别对西方研究文献进行回顾。财政支出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支出，财政收入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对经济变量的影响上。
    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总体行为的影响，可以根据效用函数的构建方法分为：（1）个体的效用函数并不包含公共财政支出，例如Abel和Blanchard （1983）、Mankiw（1987）及Blanchard 和Fischer （1989）等；（2）设定一单位的政府消费相当于部分居民消费的完全替代，例如，Aschauer和Greenwood （1985）、Aschauer（1988）以及Christiano和Eichenbaum（1992）等。Aschansuer和Greenwood（1985）认为，应该对直接进入家庭效用函数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及那些能够促进私人部门生产的公共支出进行区分，前者包括绝大多数政府消费性支出，它们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因为政府为这些支出融资所增加的税收降低了投资的回报率，抑制了投资；（3）将政府支出纳入效用函数，但并不考虑其对居民决策的影响，例如，Barro 和King（1984）、Judd（1985）及Baxter和King（1993）等。后来的文献进一步考虑到政府消费可能与居民消费呈现互补或替代的关系，从而影响居民的边际效用，使得经济体系因政府支出的变动进入不同的动态调整路径，例如Turnovsky 和Fisher（1995）。政府除了提供消费性的公共支出，也会进行公共建设的投资支出以影响私人部门的生产力，包括道路、桥梁的兴建与电讯设备的架设等。相关文献有：Aschauer和Greenwood （1985）、Aschauer（1989，1990）、Barro （1990）、Barro 和King（1984）、Baxter和King（1993）等。表1是西方学者关于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总体行为关系的代表性文献的总结。
    （二）我国财政政策的简要回顾及学者对财政政策绩效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双松”政策组合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12年，实行“松紧”组合5年，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阶段（1985—1997年）。
    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度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第三阶段（1998—2003年）。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开始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阶段（2003—2005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降低，中国经济走上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轨道。为了使得经济增长能够又好又快，以及更强调绿色GDP 的增长，中央在货币与财政政策方面都实行了中性的稳健政策。
    在国内的研究中，多以财政政策的当前或者滞后绩效的静态研究为主。在以动态微观方法研究经济总体行为的文献方面，陈昆亭、龚六堂和邹恒甫（2004）采用基本RBC 模型研究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他们认为基本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较好地模拟了实际中国经济中多数宏观变量的波动特征。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引入政策冲击的并不多。卜永祥和靳炎（2002）采用动态方法研究发现技术冲击这一因素可以解释76%的中国经济波动，按影响由大到小排列，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关系密切的金融指标分别为M2、基础货币和M1.王树华和方先明（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于转移支付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消费的反应较为迅速，且是负向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反应则稍显迟缓，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后逐步衰减。
    那么宏观财政调控政策的“三大法宝”：转移支付、政府消费与税收杠杆，到底如何交互作用影响个体行为？本文将建立一般动态微观模型，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研究财政政策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将模型结果与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进行比较。
    五、结论与进一步研究
    本文采用动态微观的方法，研究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资本、劳动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外部冲击包括技术冲击、政府转移支付、政府公共支出、政府调整的资本税、消费税等。
    针对技术冲击的研究结果与基本RBC 模型一致，技术进步冲击能够带来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但如果这种技术进步不是持续的冲击，经济增长将是暂时的。一次性的技术冲击使经济位于一个更高的状态后，经济增长的步伐将停止下来。从各指标来看，投资的变动幅度最大。由于技术、资本和劳动逐步回到稳定水平，产出也逐步回到稳定水平。政府公布的转移支付并没有提升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相反，由于转移支付对消费与投资的挤出，社会的产出持续下降。因此，转移支付的作用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解释不一致。政府的消费对其他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与转移支付一致，导致了劳动、投资、消费、资本累积等经济变量的下降。但相比较而言，政府消费上升的负面影响小于转移支付。资本税率的上升对个体当期决策的影响是明显的，资本税率的上升，导致个体当期的消费上升，但由于投资的下降及累积资本的迅速下降，居民收入下降，因此消费迅速转为下降。资本税率的上升导致劳动的持续上升，这与资本税率上升后，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有关，个体增加了对劳动的投入。对消费税率的分析与我们的直觉不一致，它导致了主要变量的上升。从动态的角度看，消费税率的上升，抑制投资者的消费需求，投资者将当期收入转为投资，从而导致产出的动态上升。从经济周期来看，经过HP处理后，转移支付、资本税率冲击、政府消费、消费税率冲击都是顺周期，这一结论与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相符合。
    本文的贡献在于分析了政府消费、转移支付、税收等三大财政政策对个体产生的动态影响。不足之处在于假设中都强调了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决策、同质性，忽略了市场存在的其他摩擦。如果对这些假设进一步放宽，考虑不同经济人效用函数中风险偏好、财富初始水平的差异，则宏观调控、尤其是政府支出政策对社会总体效用影响的结果可能发生变化。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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