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应对非洲猪瘟需要创新思维

    
    
    非洲猪瘟自1912年赞比亚奇帕塔地区有爆发记载以来，已有百余年历史，其在全球流行曾出现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主要局限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一直持续至今。第二次高潮于1957年跨洲际蔓延到欧洲，1978年传入南美洲的巴西。第三次高潮从2007年至今跨洲际传入欧洲及亚洲。2018年8月1日，我国在辽宁省首次发现非洲猪瘟疫情，至今已蔓延到除台湾、澳门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其发病速度之快，扩散范围之广，死亡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尽管自上世纪60年代世界已开展研制防治非洲猪瘟的疫苗及药物，但至今尚无结果，未来何时找到、能否找到有效良方还未可知。非洲猪瘟可谓猪的“癌症”，中国的养猪业遭此劫难，如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防控非洲猪瘟，既是战术性的阵地战，又是战略性的全域战；既是当机立断的速决战，又是步步为营的持久战；既是稳扎稳打的攻守战，又是迅如闪电的运动战。保住中国养猪业成败在此一举。
    与“小国寡民”不同，中国是猪的饲养和消费第一大国，“粮猪安天下”是中国的古训，“猪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肥多”的绕口令对联是中国生态循环农业生产的警句格言。粮多是吃得饱的问题，猪多则是吃得好的问题，粮与猪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是量与质的关系。中国人养猪从家庭的起源开始，汉字“家”的造字结构就是房屋里面一头猪，无猪不成家。中国人肉食以猪肉为主，世界年消费猪肉约1.1万吨，而中国目前年消费总量约5500万吨，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猪肉却占二分之一。如此巨大的消费量，国际市场猪肉可贸易量不足1000万吨，依靠进口显然是杯水车薪，只能立足现实自己解决。据农业农村部官网6月12日发布的“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信息”显示，5月份存栏比去年同期下降22.9%，能繁母猪存栏更同比下降23.9%。中国肉类协会会长李水龙根据公开数据估算称，“2019年，中国猪肉总产可能下降15%—20%，即猪肉总产将减少800万—1000万吨”，而有的专家则认为总产下降可能还要比这个数大很多。2019年3月26日，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发布的《生猪产业监测预警报告》（2019年3月）显示，“全省33家一级以上纯种猪扩繁场种猪存栏比2018年7月下降41.2%。”作为全国排名屠宰加工第二、出栏量第四位的养猪大省山东，种猪如此锐减，后患可想而知。猪瘟突袭，猖獗蔓延，重创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和消费大国的养殖业，深涉民生，广及社会，养猪受挫，肉价飙升，影响民生，进而导致社会心理恐慌，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
    疫情仍在继续，各地高度重视，国家及有关部门和各地都采取一系列措施严防死守，成效积极。但由于疫情突如其来，又前无先例，更无药可控，为防局面恶化，确保产业安全，保障民生需求，减少社会震荡，应在政策层面探索更开阔的思路，更切实的措施，更有效的手段，更科学的方法予以应对。
    一应最大限度减少“追责”带来的负效应。非洲猪瘟是一种如同农业的洪涝台风、林业的松毛线虫一样的自然灾害，其造成流行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如感染猪在48小时前就已开始排毒，等到人发现疫情时，疫区就已存在大量传染源，在这个时间差里，运出的生猪或粪便就有可能携带传染源向外扩散。这种先于疫情发现的传染是人力难以企及的。而政策的要求是“在疫情报告或者疫情瞒报问题上是坚决做到零容忍，疫情瞒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依规，严惩不贷”，“瞒报”与“不知”难以界定。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时又提出具体要求，“不允许新的非洲猪瘟案例”“确保不再次发生疫情”，并上升为“政治任务”。这样的政策导向，使一些地方有疫情也不敢再报，或者将猪瘟变为疑似猪瘟自行处理。如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决策层对于疫情发生现状无法得知真相，更无法把控全局，以致对整个生猪生产情况也云遮雾罩，不明就里。采取高压措施围追堵截疫情，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对于非人力所及造成的新生疫情，不仅不应追责，还应给上报者表扬鼓励，这样基层才不会在“追究责任”和“政治前途”的压力下不报或瞒报，从而让真相浮出水面，以利把控全局。
    二应扑杀与试治并用。由于非洲猪瘟为烈性传染，一座几百几千乃至上万头的猪场，发现一头感染必须全部扑杀，在疫情多发高发的态势下，如此被动地杀下去，猪肉供应势必难保。眼下，一些地方活猪已经涨到八九元一斤。当务之急不可坐以待毙，需要一面继续组织力量，加大投入，加强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攻关，一面划出若干特定区域范围，试验开展中草药的治疗。中草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国宝，不仅适用于人，也适用于家畜家禽，我国古代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疗动物疫病的成方验方，尤其对于防控病毒性动物疫病优势突出。近现代以来，一批兽医工作者像屠呦呦那样运用现代科技致力于兽用中药的研发，卓有成效。值此紧要关头，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鼓励支持帮助他们在特定区域范围开展试验治疗。
    三应补贴及时足额到位。国家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于2018年9月13日发布的《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强制扑杀补助标准暂按照1200元/头掌握，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补贴比例分别为40%、60%、80%，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解决，各地可根据生猪大小、品种等因素细化补贴标准。不论东中西地区，这笔补贴无疑对地方财政都是一种压力。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猪传染病研究室主任仇华吉曾与一位西班牙非洲猪瘟专家交流，该专家认为，防控非洲猪瘟就是钱的事，把钱补贴到位，所有的防控措施才能真正落实。而眼下，补贴不能及时到位的现象在各地多有发生，造成大批养殖户心理恐慌，尤其在疫区或疑似地区，养殖户低价抛售生猪，猪贩子铤而走险违禁偷运，导致疫情在无法察觉中暗地传播。只有下大功夫，让各级补贴及时足额到位，才能让本来就损失惨重的养殖户安心放心，不致因抛售扩大传染，更不致因损失而弃养弃场。这是当下抢救中国养猪业必须付出的成本代价，各级各地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一旦有着多年各种积累的养殖户改弦易辙，旧业不操，将给中国养猪业带来灭顶之灾。
    四应借鉴他山之石。凡有疫情处，猪场全扑杀，我国猪肉总产将大幅下跌，市场供应紧张已成定局。俄罗斯于2007年发生非洲猪瘟，但猪肉产量一直持续上扬，从2017年的193万吨增加到2018年的371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6.2%，2019年，预计总产可达390万吨，进入全球前五位。猪肉自给率由2010年的66%猛增到2018年的100%，2019年将转为猪肉净出口国。2007年至2019年，俄罗斯共发生非洲猪瘟1400起，在疫情不止的状态下，俄罗斯如何保持生猪生产一路上扬，值得我们借鉴。据中国畜牧业协会赴俄罗斯考察团介绍，他们除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强有力的兽医体系，确保顶层设计的相关政策执行到位外，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建立养猪场生物安全等级制。第一等级，是所有散养的家庭养殖户，生物安全级别最低；第二等级，是圈养方式的家庭养殖户，不能饲喂泔水，和第一个等级的散户没有任何联系；第三等级，是圈养方式的猪场，饲养员只在一个场工作，不能到另一个猪场工作，除了饲养员可以接触动物，其他人员都不能接触。外面人员也不得与猪场人员在场内接触。猪场与其他场距离超过500m。猪场人员进入猪场需要换衣服和鞋子。猪场过去一段时间内没有规定的病，不同的猪病有不同的时间规定；第四等级，在满足第三等级要求情况下，猪场的所有资源来全部源于自己的一体化公司，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所有饲料是高温处理过的颗粒料。所有工作人员进入猪场换一次性服装和鞋，消毒、洗澡、洗手。猪场人员和运输物料、运猪等车辆不能混用，专门服务于该猪场。俄罗斯90%一体化企业的养殖场都达到了四级生物安全等级，一体化企业因为非州猪瘟影响产量下降不到1%。
    五应在一些疫情不易传到的偏远地区，鼓励农民自养自食。猪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一般表现为肉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由此周而复始，一般一个周期至少2到3年。由这次非洲猪瘟导致的猪周期内，如何尽快找到解决民生需求的路径是眼下必须面对的问题，依赖进口已不现实，只能立足自身。因此，在一些交通不便，大型运输车辆无法出入的山区丘陵，实行封闭管理，鼓励帮助农民自养自食，不失为一条救急举措。
    国家已经明确要求，支持农户养猪，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一些长期致力乡村建设的有志者如安徽农道等，探索总结出了一套干净整洁、卫生便利的小农户家庭养猪模式，应予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