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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中国化，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我国共同富裕难题。实现了从大规模开展土地革命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前提、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开创“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之路，到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性转变。我国至今所取得的系列成就，都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我国共同富裕发展难题的成果。“七一”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行”之根本：站稳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
立场，是共同富裕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彰显“为了谁”“为了什么”的问题导向。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始终坚守这一根本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和动力所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富裕提供价值导向。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追求人类解放的真理，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导向贯穿其思想体系始终。从研究初衷来看，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回应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诉求的必然选择。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寻求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逐步回归于物质利益和现实的人。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向，奠定了创建以人民主体为价值导向的科学理论基础。从其理论追求来看，人民主体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社会共同富裕崇高理想的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就是群众的活动。在阶级对立下，“群众”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现实的人”和“有个性的个人”，他们通过“自主活动”不断打破生产工具局限和生产关系束缚，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解放创造有利条件。
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根本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工人难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被迫以出卖劳动力谋生，更无法实现全面发展。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与强制是常态，人的需要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都处于片面发展状态。由此，他们提出取而代之的将是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以此超越“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这种联合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设定了社会和人自身的理想发展状态，是共同富裕所要达到的最高阶段。
“行”之关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掌握科学的理论可以把握我国共同富裕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
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和资本形成对立，“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即使工人的收入会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仍互成反比，并未从根本上消灭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对立。为此，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夺取政权废除私有制，才能解放本阶级和整个社会，进而消除人的异化。在推翻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为遵循这一实现前提，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解决我国现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已对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两极分化现象有所思考。认为“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个体手工业也是不稳固的，易走向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破产的道路，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计民生存在不利方面，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了传统公有制形式，随后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民营经济、个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逐步发展起来。直至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效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在推动“先富”带动“后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注重发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坚持共产主义的必然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必将实现共同富裕，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阐释了剩余价值规律，明确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制度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且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必将被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所替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即在社会化生产力要求下，资本主义被迫进行自我调适，进而造成其生产方式内在要素的自我扬弃。这种“新”因素的出现，更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从党的一大高举共产主义伟大旗帜，到党的二大召开，完整界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明确强调要“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具体实施路径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救亡图存政治斗争，以及为全体农村人民谋利益的土地革命经济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和确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共同富裕的探索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下曲折前进。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共同富裕之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实施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防止两极分化，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即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公共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仍然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备三方面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基础、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基础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
“行”之灵魂：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化解共同富裕阶段性难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中国共产党初步取得的共同富裕成就，都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结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于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因地制宜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这一方法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探索实践全过程。
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方法，正确处理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重大关系。一方面，正确处理“整体富裕”与“个体适度差异”的关系。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和“同时”富裕，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程度，允许个体适度差异的存在，这种适度差异也将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而不断缩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度强调整体共同富裕程度而忽视局部个体差异，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发展动力不足的局面。反之，立足长远目标，统筹好整体与局部、普遍性与特殊性，将城乡、区域和收入的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将有利于激发主体内生动力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全面系统把握共同富裕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先富”“后富”为主要特征的共同富裕逻辑进程。从联系发展的角度来看，“先富”和“后富”都是实现手段，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打破平均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富基础的“量”已实现有效积累，进一步带动帮助后富群体，突破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质”的需求成为必然。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的就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共享共富中解决后富发展问题。
坚持实践检验方法，促进共同富裕实践与认识的统一互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富裕理论，指导了我国各个发展时期的共同富裕实践。同时，经过实践的检验，暴露出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先富”“后富”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公平缺失、人民生活高品质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等问题，反过来促进了对共同富裕认识的不断深化。实践表明，只有将共同富裕的认识与实践统一起来，才能在历史逻辑中把握其发展规律，探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举措。
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全面把握共同富裕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回顾我国共同富裕推进历程，都是在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调整生产关系，在不断适应经济基础中完善上层建筑。为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盼，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为高质量发展释放了改革动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我国具备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全体人民“共同”层面的社会公平分配需求，以及“富裕”层面的物质、文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健康养老等多层次需求，将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得到满足。
（作者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