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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于学界来说，最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按照学理逻辑进行创造性转化，推动理论创新。六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理论创新”。这对学界来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借着这次笔谈的机会，就共同富裕和再分配的关系谈点看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道难题。《决议》指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这为我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要迎难而上，突破共同富裕这道难题，争取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再分配，但也不仅仅是再分配，弄明白其中的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共同富裕不是消除差距，而是承认差距，使差距保持在一种社会合意、社会认可的状态，包括财富、收入、消费等物质层面的差距和文化、教育、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差距，其根本要求是达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共处，实现社会文明的提升。共同富裕的实质是促进所有人的全面发展，落脚点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公平与效率的融合，在发展中二者不能成为跷跷板。
从社会再生产循环角度来看，贫富差距是内生出来的，政府改变初次分配结果，短期有效，但不改变贫富差距的趋势。要改变这种趋势，比再分配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障所有人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平等，从财政上让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客体和义务客体真正落实，如享用公共消费，履行纳税义务。从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来看，促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在缩小人力资本差距，普遍提升国民能力。这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国家财政的功能。国家财政不只是具有再分配功能，促进结果公平，更主要的功能是缩小人的能力差距，尤其是二元结构中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群体性能力差距，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以效率与公平的融合构建未来发展的确定性，推进共同富裕。
一、 观察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及其循环
从社会整体来看，贫富差距表现在收入差距、财富（财产）差距和消费差距这三个方面，这也是观察共同富裕的三个基本维度。收入、财富和消费之所以构成三个维度，在于其意义不同。从人的全生命周期来看，消费是最重要的，收入次之，财富更次之。物质消费、健康消费和教育消费等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而消费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收入和财富，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消费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从社会属性来看，收入和财富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其财产权利可以转化为一种社会声望和影响力。收入和财富不只是消费的基础，也是社会地位的阶梯。从代际关系来看，收入和财富对下一代能力的形成具有间接影响，而消费则具有直接影响，健康和教育等公共消费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差距。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人收入和财富可以转化为资本积累和消费支出，成为当期增长的动力；而消费支出可转化为人力资本积累，成为长期增长的后劲。从长期来看，消费差距决定能力差距，对效率和公平具有根本性影响。
收入、财富和消费之间是相互循环的关系。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之间存在循环正反馈机制，高收入者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进而又能产生更多财产性收入。收入差距导致个人消费差距，进而带来人力资本积累差距，造成能力差距。能力差距是初次分配差距的直接起因，能力不同，贡献不同，获取的收入也不同，收入差距在经济循环中扩大。公共消费差距与个人消费差距正向叠加在一起，则会扩大社会收入差距，逆向叠加则会缩小人力资本积累差距，从而有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在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能力差距→收入差距”这一循环中，公共消费具有调节器的作用，这恰恰是国家财政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切入点。若嵌入负反馈机制，可促进贫富差距缩小；若嵌入正反馈机制，则会拉大贫富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公共消费差距，是政府促进共同富裕发挥有效作用的基本路径。这比通过税收对当期初次分配结果的再分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二、 收入分配循环中的税收调节作用具有短期效果
在收入与财富的循环过程中，税收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关联性。对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征税，可改变个人财富积累的速度，遏制收入与财富循环产生的“马太效应”。动态来看，这种针对收入流量的调节，其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因为财富存量并不受到影响，影响的只是财富的增量变化。随着时间延长，财富存量的边际影响越来越大，财产性收入在收入流量中的占比相较于劳动收入的占比上升更快，初次分配的差距由此拉大。这种情形是以人力资本积累差距不变为条件的。若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差距缩小，尤其是群体性能力差距缩小，获得更高劳动收入者增多，财富积累能力的差距就会缩小，这意味着就会有更多的人能获得财产性收入。在这种情形下，初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差距也会随之缩小。
要素所有者的能力是获得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或资本性收入的基础，是初次分配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再分配不起决定性作用。政府通过税收调节高收入，通过转移支付兜底防止绝对贫困，可带来两个方面的确定性结果：一是消除两极分化，二是在短期内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若能力差距没有改变，分配差距依然会在收入分配循环中再现，并不断扩大。就此而言，通过公共消费来改变个人消费差距，比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来改变收入差距的效果更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社会基于自愿的第三次分配产生的作用与政府转移支付的作用是类似的，可以弥补政府财政兜底的不足。
对于政府来说，促进共同富裕有三个财政工具可用：税收、转移支付和公共消费（公共服务）。其中，公共消费改变个人消费差距，可缩小能力差距，促进国民能力普遍提升，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是最大的，且具有长期效果。公共消费要靠税收来支撑，就此而言，税收筹集收入的功能比调节分配的功能更重要。
三、 金融市场的再分配作用收入与财富的循环离不开金融市场。收入流量
转化为财富积累，财富产生的财产性收入，都是以金融市场为中介的。其中财富存量总是处于金融市场之中（广义的金融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其产生的收入要么重归金融市场，形成财富的增量，要么是退出金融市场，变成消费支出。只要产生了收入流量，达到一定水平，税收就会对之进行调节。而处于金融市场的财富存量，则受到金融市场的调节，通过资产价格（资产收益率）进行流量分配和存量分配。当资产收益率为正数时，获得财产性收入；而当资产收益率为负数时，则财富存量被金融市场再分配。
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参与金融市场交易被“割韭菜”的居多，在不透明、不公正的条件下，更是如此。金融市场成为造富的场所，同时也是致贫的场所，如有资产变为“负资产”。存量财富通过金融市场的再分配往往快速扩大社会财富差距，进而扩大收入差距。有了金融市场的加入，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循环就变得速度更快了，甚至可以脱离实体经济循环而独立存在。健康的金融市场可使更多的人获得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而扭曲的金融市场，不但不能使更多人获得财产性收入，甚至连财富存量也被再次分配成为“负资产”。金融市场的这种双刃剑效应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很大。这种双刃剑效应，若是再与能力差距相叠加，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就会在循环中不断扩大，导致财富快速集中和个人消费悬殊。金融市场一旦产生这种逆调节作用，就会抵消税收的调节作用。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货币发行方式与贫富差距有直接关联，但具有隐蔽性从而被忽视。按照一般金融规则，持有货币越多的人往往越容易获得更多货币，在这个机制作用下，贫富差距就会扩大。信用货币多是以抵押贷款方式发行的，财富多寡决定了能获得多少信用货币。财富多寡与获取货币挂钩，贫富差距在“财富-收入”的循环中也会扩大。可见，金融市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不可小觑。自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大，与金融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