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论坛：一种非均衡的博弈——以长三角地区城市调查为例（下）

居民QH指出：我提出了很多有创意的建议，并且将这些建议整理成文提交给了论坛负责人，当时论坛负责人也对这些建议大加赞赏，但最后发现我这些建议根本没有被采用。
    居民ME则谈到：感觉社区论坛召开得很成功，但论坛召开以后很久，好像社区泥巴路的问题还是没有按照居民们的意见来解决。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办事效率似乎太低了！
    从访谈中可以窥见，社区论坛的演变历程展现为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三个行动主体之间的公共协商过程。肯莫尔（Binmore）认为，制度的安排就是在不同的选择之中选取一种均势的方案。这种均势方案的选择是制度安排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金（King）和斯蒂弗斯（Stivers）宣称，管理者和公民的关系其实不和谐，“几乎每个公民都会不同程度地对抗政府，而官僚机构也会作出对抗性的回应，有的管理者甚至说，参与者是一群懒惰、冷淡、没有行为准则的人”。社区对话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制度安排，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处于非平等地位，它们之间存在力量差异，处于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的利益主体影响和决定着社区对话特点和性质。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是政府垄断权力和资源，形成垂直式的关系网络，而这种行政主导的方式在社区论坛活动中依然有所延续。由此导致在社区论坛的格局中，基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对论坛的议题、过程乃至最终的问题解决方案始终起着决定作用。
    社区论坛能否成功开展，至关重要的是“公民投身于思考、设计、影响公共部门的决策制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腔热情地考虑公共利益，希望自己在公共事务，尤其在基层的社区事务中发挥积极的、持续的影响”。而在社区论坛中，社区居民作为博弈的一方，其应有的参与精神与参与意识并未充分体现出来，始终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从以上的访谈中可以发现，公众的弱势地位在整个社区论坛的开展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尽管社区居民也尝试积极参与论坛活动，但其应有的作用和角色仍然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在社区论坛中一直扮演弱势角色。而正是由于在社区论坛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总是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而居民自身的自治意识与公共精神较为孱弱，导致居民参与社区论坛活动缺乏自觉与主动性；并进而导致公民精神和社区论坛成长与发展缓慢之困境。
    三、社区精英与弱势群体在社区论坛中的非均衡博弈剖析
    西方学者对政府重视社区论坛的动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社区论坛，政府能够获取大量有用的视角、知识与价值；二是通过社区论坛，能够提升政府的合法性，消除公共不信任。社区论坛的发展过程暴露了城乡草根民主建设的滞后性。如果说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缺位和越位是阻碍社区论坛兴起与成长的不良外部因素，那么来自历史的、体制的、观念的等诸多不良因素，将在更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社区论坛的实践和发展，共同导致我国社区论坛发展的不完善。居民的自治参与精神不够成熟，这就必然注定了我国社区论坛的建设与发展依然面临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和处理。以上对居民参与社区论坛成长之现状进行了详尽的解析，而究竟哪些居民背景因素会对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现状产生更大的影响呢？2006年和2008年，笔者在南京市的两次延续性调查中发现，居民参与市民论坛均受到诸多背景因素的影响，而本次调查也有类似之处。而正是受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在社区论坛的博弈过程中，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在社区论坛中的非均衡博弈显得较为突出。
    在具体的社区论坛参与过程中，参与人员有大中小学生、在职职工、下岗失业人员、社区负责人、市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专家教授及外来务工人员，等等，参与人员具有广泛性，并代表了城市社区各个利益阶层。同时，社区论坛议题所讨论的事情试图达到“事事有回音”，以实现大部分社区事务可以得到政府部门及时有效的反馈，给社区居民带来真实的利益的目标，然而最终的成效并非总是较显著的。在本次调查中，关于公民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不同职业的居民的评价有很大的区别。
    如表3所示，对职业对居民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后的F检验表明，企业、事业单位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对社区论坛的参与度比较高。职业不同的居民，对于“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从方差分析表3中可以看出，农林牧渔劳动者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最低，均低于2分。而农林牧渔劳动者、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私营企业主与其他人员对“社区论坛”活动的评价也相对比较低，都在3分以下。
    接着，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对影响居民是否参与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因素进行分析，即以居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居民是否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选择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4所示：
    从表4可见，回归的模型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39.1%。在所有自变量中，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和政治面貌这几个自变量对居民是否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而在以上的回归模型中，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级别，那么居民参与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居民说事”、“社区对话”等活动的发生比也相应地增加0.629倍，由此可见，文化程度不断增强，社区居民实际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比率不断提高。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居民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也不断增加。在职业方面，离退休人员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是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的2.681倍。由此可见，离退休人员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等活动的比率比较高。
    而对于不同政治面貌的居民而言，共青团员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365倍，民主党派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431倍，群众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614倍。即共青团员、民主党派与群众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居民论坛”、“社区对话”、“居民说事”等活动的比率相对于中共党员而言比较低。
    而以上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社区居民文化程度越高，那么其参与社区论坛的比率则越高；同时也显示出中共党员参与的比率相对于共青团员、民主党派与群众而言也比较高；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比率也不断增加。而收入高的群体，文化程度高的群体以及中共党员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社区主流人群。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哲人政治”思想中就触及了精英理论思想，被视为是精英理论思想的开始。而在中世纪意大利时期，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对于统治者的权力和统治技巧的深入研究过程，推动了精英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目前对于我国理论界而言，社区精英成为诸多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将社区精英因功能不同而进行详细划分，发展至今分别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在实际的社区生活中有集多种精英角色为一身的精英。
    以上的分析则表明，社区中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参与精神较强，而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如离退休人员与下岗失业人员等对社区论坛的参与意识则较为孱弱。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在社区论坛中的角色和地位等存在诸多的不均衡，这对于社区论坛的成功开展无疑有较大的阻滞影响。由于社区论坛格局是由社区精英主导与掌控，那么必然相应地产生一系列弊端和缺陷，缺乏监督体系、相关法规和运作制度而处于滞后状态，进而陷入恶性循环，并导致社区精英治理走向威权化与集权化的趋势。此外，社区精英凭借其社会优势掌控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社区论坛产生各种影响力和压力，进而对社区论坛的整个过程产生较多的不利影响；并且这种社区网络关系具有显著的等级特征，它会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弱化公众制度的规范性和约束力，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以此突破社区精英治理的格局。
    四、非均衡博弈中成长的社区论坛：研究结论、讨论与反思
    诸如社区论坛之类的“草根民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过程中，它会引发出什么问题，它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综合前文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表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社区论坛的实质是政府、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等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是这些多元社会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均衡的结果。而在社区论坛对话机制的实践表明，社区论坛对话不仅帮助社区居民不断地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促进社区自治驱动型的生产与发展、促进由下至上的草根民主发展机制的形成；还能够及时发现各类潜在或凸显的社会矛盾，及时预防和缓解社会矛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社区居民坦诚协商和解决问题提供交流平台和对话空间。而本文通过对社区论坛中社区居民参与的现状进行的详尽的解析，这一分析似乎向我们昭示，当前居民参与社区论坛与居民自治精神成长的现状不容乐观，部分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意愿较为薄弱，并且受到一些客观的居民背景变量因素的影响；由此导致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之间在社区论坛中存在着诸多的非均衡博弈；社区论坛离充分实现基层民主似乎依然较为遥远。同时受历史惯性、体制延续以及观念固化等诸多不良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区论坛的实践依然难以良性进行，居民的自治精神和政府的相关政策还不够成熟，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解决。
    尽管在调查中显示，这几个社区论坛的案例都是富有成效的，但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事实，即大部分的对话都是在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主导下才能顺利和成功地实施和进行。社区论坛依然面临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的制约，因此社区论坛活动不能单纯地由社区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进行组织和发起，这就难以获得成功开展的效果。作为一种社区的“公共空间”，它所面向的应该是所有的社区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只要愿意参与社区论坛、遵守论坛规则的居民和单位都可参与。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之间在社区论坛中的非均衡博弈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公众处于一种原子化状态。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与几十年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传统的臣民文化根深蒂固，依然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例如深刻的“官本位”思想，“权威崇拜”和“与世无争”等政治心理，依然惯性地存在，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这极大地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进而致使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意识非常孱弱。由此可见，只有当社区居民具有高度的自治意识与较强的组织能力时，才能持久地为社区论坛的践行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进而从本质上改变社区居民被动参与社区论坛的发展困境。
    对于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在社区论坛中的非均衡博弈状态以及我国社区论坛如何深入开展而言，迈克尔·卡西尔（Michael Cuthill）和约翰·法恩（John Fien）指出，为了促使公民和社团更有效参与社区论坛，可以在三个关键领域中申请支持，这三个领域包括：加强公民参与能力；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的能力，重建一种合作性的社区文化。此外，本研究认为，消除这种非均衡博弈状况的关键还在于社区论坛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有关社区论坛的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因此我国应加强社区论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等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从法律制度上保障社区居民对话机制的合法性。从立法方面，赋予居民获得社区论坛信息、参与社区决策方面的权利与义务，明确规定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序和参与保障，对于规范操作程序和居民参与社区论坛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
    另一方面，从社区精英与社区弱势群体之间的非均衡博弈状态来说，基层政府特别需要重视社区居民的各种重要背景因素对社区论坛成长的影响。具体而言，详细了解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拥有不同文化程度、月收入存在差异、职业多样化、政治面貌不同与居住时间不同等因素对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采取不同的处理与激励措施，进行区别对待，从而不断强化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论坛的主动意识与居民自治精神。此外，还需格外重视与激励农林牧渔劳动者与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参与社区论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而加强社区精英在社区论坛中的制度化参与机制建设，并在社区资源整合中彰显与突出社区精英的公共理性，将成为推动社区论坛顺利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地实现社区自治和草根民主的重要途径。
    从亚里士多德到约翰·米尔再到当代民主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探讨极大地促进公民身份的提升与社会民主化的发展。社区治理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治理的形式，其允许最高程度的民主，通过社区论坛或者社区议会给予公众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从而使普通公民能够直接控制社区的发展走向。
    参与社区论坛活动的成功依赖于良好的共识愿景以及大家对共同活动目标的有效确认。社区论坛虽然早已不是我国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中的新生民主景象，但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的非均衡博弈现象，从而使其发展依然缓慢而冗长。然而社区论坛为公民和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公民自治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提供了合作治理的共享空间，在这个真实的民主空间里，这些多元主体之间可以逐渐建立信任与合作治理关系，这对于我国蓬勃兴起的草根民主无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社区论坛也将逐渐成为中国社区田野间孕育的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中最秀丽的民主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