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转型研究（下）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2005年前后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工化格局，工业化发展的不断回潮与大量投资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成长空间，城市规模的扩张并没有相应的带来就业结构的优化。有研究者以非农就业比重为主要对比指标，结合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衡量各城市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标为城市化率的计算，多使用城镇人口比重单一指标，其中历史变迁分析采用“户籍非农人口”，对于现状分析采用“常住城、镇区的本地户籍人口”。选取深圳、厦门、青岛、宁波四城市为代表研究我国沿海城市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结果表明，除深圳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偏差较小外，其他多数沿海城市都存在偏差，问题主要不在于工业化偏差，而是城市化偏差：工业产值比重片面上升，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工业化进程不能有效带动就业结构转变，从而带动城市化的进程。
    又有研究者应用耦合机制和时空协调性模型，进一步对1996年、2000年和2004年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规律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在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性。大部分省区处于低强度、低协调的颉颃阶段，且东部大部分省区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在空间对应上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第二，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差距在增大；第三，中国大部分省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类型为工业化发展超前型。
    因此，新世纪中国城市化发展需要认真对待发展的动力源问题，切实解决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实问题，有效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而这一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新型工业化之路，建立以现代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装备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进而拉动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与第二次劳动力转移浪潮的持续推进。
    三、中国城（镇）市化发展探究与展望
    城镇化一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人口城市化为主的初级阶段，东部地区中小城镇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小城镇的发展与转型对于处于高级阶段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有了支配自身劳动的自由。1983年，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农村就地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提倡通过发展小城镇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形成了“乡镇企业——小城镇”的转移型城市化模式。这一时期，“乡村工业化”所形成的乡镇企业发展，吸收转移了近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我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然而，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发展浪潮也导致了“农村病”的蔓延：第一，农村工业布局过于离散化，乡土色彩和传统产业特征浓烈；第二，农村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未实现城市化转移，享受不到现代城市文明；第三，乡镇工业环境成本日趋加剧，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第四，农业基础地位不够稳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妇孺化和农业资源浪费严重。
    随着中小城镇数量的增长，对非农产值与就业人数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拉动力。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究其根源，中国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存在多方面原因：一是主要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农民所产生的相对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二是企业本地化，把企业办在家门口，实现就地取材和销售，可以大大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三是便于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的招收大量闲散农村劳动力，极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四是不用提供食堂、宿舍等基础设施，进一步节省了企业开支；五是低廉的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可以有效地降低税费及各类开支；六是便于逃避不必要的监管，企业的灵活性大大增强。这一时期，中国城镇人口的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第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第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些人口，部分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趋势已经开始从单纯追求数量扩张，逐渐转向质量提高与规模成长并举。1995年，我国小城镇总数与1990年相比没有增加，但建制镇数量增长较快，由1990年的10126个增加到16000多个，增加了5800多个，平均每年增加1000多个；规模较小的小城镇（集镇）数量逐年减少，而规模相对较大的小城镇（建制镇）数量逐年增加，说明了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已经由速度型转向质量型。与此同时，90年代，我国城市发展呈现出区域集中化的趋势，城市群、城市带逐步形成和扩大。形成了辽宁中部、京津唐、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五大城市群；沿铁路京广线、津沪-沪杭线、京哈线、陇海-兰新线、焦枝、枝柳-湘贵线、浙赣-湘黔-贵昆线、宝成一宝昆线也形成了带状城市带；形成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区为龙头，芜湖、九江、武汉、黄石、岳阳、重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等沿长江黄金水道的城市带，这些城市群（带）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乡镇企业进入缓慢发展阶段，由农村工业化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也进一步减弱。由于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再加上乡镇企业基础设施条件低下，交通运输、通讯等条件缺乏，市场信息滞后，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力量薄弱等先天不足逐渐暴露，农村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时期逐步显示出弊端，基于城市功能分工的城市间分工与合作的区域发展模式，日益成为中国城镇空间优化布局的主要发展方向。
    有研究表明，高密集、高城市化地区与比较疏松的城市地区相比，城镇之间具有“强相互作用”。城镇密集到一定程度，城市生活、规划建设等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打破了城镇大而全、小而全的必要；生产、生活的可选择性更多；集中配置基础设施的效益更高；自然资源的因地制宜利用，可以更为充分，更有利于专业化分工。我国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地区，应突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整体性，通过协调发展，走出一条新路。
    2000年以后，城市化的发展突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数量层面的范畴，转变到实现城市全面发展的质变阶段，城市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大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也从过去过度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向以大城市建设为中心，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新型城镇体系转变。
    随着城镇体系规模结构政策和城镇建制的调整，大城市固有的功能多、市场大、效率高、聚集强的特点日益突出，中国城市规模结构的优化升级明显加快。2001-2003年，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增加了134个，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增加221个，50万人口以上的小城市减少了358个；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了1.13亿，年均增长18.4%，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16.6%，平均每年提高5.5%；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人口只增加了1066万，占城市人口总比重的15.6%，与“九五”末基本保持一致；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口总量下降5485万，比重下降了16.6%。
    2005年以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转型的思路主要体现为“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转变”或“乡村非农产业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转变，即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在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加快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很高的农村区域升格为城镇或城市区域，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同时，沟通和加强乡镇小企业与城市大工业的联系，推进企业的购并与联合，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并带动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实践中，东部地区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最具代表性。江苏乡村城市化主要采取了乡村就地城市化、行政规划调整带动、迁村并点——中心村建设等模式。珠江三角洲由于大部分的外来资金流向了农业地区的乡镇企业农村地区，因而也走的是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第一，乡镇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对市场应变能力对港商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第二，农村地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费用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第三，城市的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对发展初期的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不构成明显的约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报告》指出，1996-2005年，中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超过2000万人；2006-2009年，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大约为1500万人。到2009年底，中国城镇人口总量为美国人口总数的2倍，比欧盟27国人口总规模还要高出1／4。然而，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城镇化却呈现出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特征，城镇化率在统计上有些高估。考虑到其中包含大量城镇农业人口和大量尚未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中国完全的人口城镇化率至少要降低10个百分点。“城镇化的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协调”。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也是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等高度集中且激化的地区，同时又是目前全国和省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中28个城市群的总面积占全国的21.98%，但却集中了全国44.63%的总人口，60.43%的非农业人口，62.29%的固定资产投资，76.85%的经济总量，77.72%的工业产值，70.0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5.75%的第三产业产值，提供着全国67.30%的地方财政收入、73.09%的进口总额、80.40%的出口总额、94.16%的外资和40.92%的粮食。9城市群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但如此集中却反映出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地域差别过大。
    中国的28个城市群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处在趋向鼎盛阶段的一级城市群，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包括京津冀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多为双核或多核心城市群。沿海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使城市群发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第二，处在发育成熟和快速发育阶段的二级城市群，集中分布在东中部地区的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上游经济区和闽南金三角地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主要分布在中国中部地区，成为中国城市群体系中高发育城市群与低发育阶段城市群之间的过渡区域；第三，处在发育雏形阶段的三级城市群，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如分布在西藏经济区、新疆经济区、黄河上游经济区、南贵昆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经济区中的城市群，这些地区大致自北部向南以大兴安岭、阴山山脉、六盘山和横断山脉为界，是中国年降水量400毫米的分界线，以西地区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和高寒地区，在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下，该区域很难形成高发育水平的城市群。具体包括呼包鄂、银川平原、兰白西、酒嘉玉、天山北坡城市群等。
    纵观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从单体城市向城市群（脉）的发展转型，实现城市间产业链接与功能分工、合作，是新时期中国城市化转型的新动向。这既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城市化从量变到质变，由初级“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阶段，向高级“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跃迁的必然结果。
    四、结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道路进一步向纵深挺进，新型城市化的概念与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型城市化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等基本特征和内涵。其中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强调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集约发展；社会和谐强调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和谐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强调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统筹发展。
    中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化为主体的城市化政策取向优点在于以次中心或以小城镇为主导，发展体系较为完整，城乡区域发展比较平衡，城市化发展后劲较强。但城镇布局分散，经济集中度较低，因而严重制约了第三产业发展。而少数几个中心城区的发展模式，虽然经济与人口集中度较高，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城市化水平也比较高，但城镇体系不完整，城乡发展不平衡，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后劲。两者都不能很好地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城市难以取得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效果。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特）大城市是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聚集地。从发展趋势看，这些城市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并适时淘汰或向周围地区扩散传统产业，以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与优化升级。中小城市是地区经济的中心，通过要素的流动、信息的传播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组织协调与带动作用，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动的中间环节和沟通城乡联系的主要纽带。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小城镇的发展，对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的城市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战略方针仅限于此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也不能符合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浪潮。现实表明，未来几年中国城市化将会出现集群化的发展趋势：从本世纪初开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出现了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趋势。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等城市（圈）群的出现。这是区域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也是城市化的高级形式。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道路进入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的主流也已经从离散型的单体城市发展转化为城市群的发展发育与扩张，制定以城市群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可以很好地解决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兼顾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对城市化发展战略历史问题的消化与纠正，更有利于科学构建中国未来城市的发展蓝图与远景。

作者简介：罗军（1976-），男，湖北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消费升级、品牌建设（湖北武汉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