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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1地方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期
1970-1980年间，地方导向经济发展战略被设计成：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城市来说，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成本和区位优势来吸引企业的迁移和扩展（表2）。
2.2转型的创业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期
自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地方经济发展战略是基于市场已经失灵、强化公共干预以支持私营企业活动为重点的转型的创业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城市继续鼓励减少成本，但注意力转向新增长过程和在更多的企业公共政策作用中寻找经验，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城市发展的设施建设、或者向商务活动直接或间接提供贷款或资助基金，如城市发展奖励基金（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和城市发展行动奖励。
2.3政府创业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期
自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城市发展政策更倾向于市场导向的企业经济发展战略，使用政府权力形成市场机制，关注新企业而不是保护老企业，扩大投资回报率，发挥公共和私人基金的杠杆作用等（表4）。
2.4全球-地方联结和人力资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到1990年代中及晚期，发展地方人力成本资源和日益发展的通讯作为一种发展工具，城市发展主要因素转向依靠经济全球化、人力资本资源和信息基础设施（Clarke，Gaile，1998）。表5概述了第四波过程中美国城市的应对措施。
3 第三波及其城市类型
第三波是基于通讯技术的空间重构引起的，其中无线通讯，互联网及其在世界范围的信息扩展，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和外包等领域的电子技术应用，促进了前台办公操作、常规后台办公职能（routine back-office functions）、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和综合办公室工作等由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新空间形态的出现。由信息技术发育的知识经济成为第三波形成的基础，因此，先进技术和创新拉动也就成为这一波城市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性城市正在转向基于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的服务性城市。老工业城市、公司总部城市（headquarters cities）、创新中心（innovation centers）、养老基地（retirement sites）等与传统工业城市相关的城市或功能区仍然保持繁盛状态，后福特主义城市、边缘城市（edgecities）、网络城市和休闲旅游场所（leisure-tourism playgrounds）成为第三波的新城市类型。
3.1后福特主义城市
众所周知，福特主义城市是发达工业化阶段的产物。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则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由于个性化需求带来的大规模定制，水平型组织形式和弹性生产等改变了传统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与之相对应，后福特主义城市则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支撑，在城市区域内按个性生产的需求组织生产空间，传统的完整的产业链转变为更加细化的不连续的产业链，城市空间也变得更加分离和松散（顾朝林、赵民、张京祥，2011）（图1）。
3.2边缘城市
边缘城市是指位于传统城市区域外围，在居住郊区和半农业化区域新形成的集商业、购物、娱乐功能为一体的新区。边缘城市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城市的生产性功能不断弱化，消费性功能逐步强化，城市的吸引力也就不断地衰退；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环状与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发展，在高速公路的交叉互通口，新一代新城逐渐发展起来(顾朝林、赵民、张京祥，2011）（图2）。
3.3网络城市
网络城市是知识经济培育出的一种创新性多核心城市结构，由两个或更多原先彼此独立、但存在功能互补的城市，借助于快速高效的交通走廊和通讯设施联接起来，彼此尽力合作而形成的富有创造力的城市集合体（Batten，1995）。网络城市的突出特点表现为（1）强调水平联系和互补性；（2）注重科研、教育、创新技术等知识型活动；（3）城市增长潜力并不受制于城市规模，而与弹性相关，网络城市的增长明显快于单中心城市（Batten，1995）。网络城市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划分（图3）。根据形成机制可以分为功能互补型为主、水平联系为主、交互增长为主和混合型4种类型。网络城市也可划分为基于快速交通体系连接的现实网络城市以及基于通讯和文化交流并建立与多个城市之上的虚拟城市（Batten，1995）。图洛克和贝利（Turok，Bailey，2004）根据网络城市的成因分为经济快速发展且在空间上较为接近的几个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和形成于强大的发展中心周围的几个较小增长点。对于后者而言，虽然它们可能与中心城市存在更密切关联，然而在这些网络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功能互补和水平联系，并趋向于形成一个更强大的整体。
3.4旅游休闲度假城市
旅游休闲度假城市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模式。全球力和地方力协同存在，旅游休闲度假城市被无止境地（再）创新、（再）生产、（再）获取和（再）创造，旅游活动不仅提供给地方居民的工作和收入，也产生意义和表征，旅游创造和映射地方社会、文化、心理新的内涵，反过来增加和提升了旅游价值，促进人、资本、信息和文化符号的流动加速。一方面，旅游产业被跨国饭店公司、娱乐公司、博彩娱乐场、专业的体育授权机构所主导；另一方面，旅游是地方化的产业，当地的旅游组织、地方艺术和文化设施群体、博物馆和历史保护群体构建地方形象，推动旅游景点的产生，吸引消费者和投资。内城、滨水区、城市郊区等空间成为城市休闲度假的集中承载空间，各种旅游休闲度假的相关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要素，在时空的延续中呈现出动态的发展性，构成旅游休闲度假城市基本形态格局（图4）。
4 第四波主要城市类型
1990年代以后，广泛的经济转型已经和空间转移、行政权力下放（devolution）交织在一起（Clarke，Gaile，1998），其结果是强化了地方制度设施（local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鼓励大都市区与区域合作，提升地方创业环境，移交资源决策权，这种积极的创业方法（entrepreneurial approach）逐渐将地方战略调整到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全球一地方连接（global-local links）上来，多区位生产过程、高附加值活动、新国际劳动分工和日益增长的人力资本资源成为第四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与此同时，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以及所引发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危机，宣告了美国以及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甚至是超前消费的模式发生了危机。从周期的角度来讲，全球经济发展新周期已经开始，并呈现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增速放缓的特点。同时，在新周期处于一个技术创新的递减区域，技术蜂聚现象产生的基础缺乏，新技术革命快速来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第四波的城市发展转型将以自我重建为特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特点。
4.1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作为一种战略意识予以实践，在1980年代的整个欧洲就已经开始，欧洲文化之都（capitals of culture）就是其中最为盛行的一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与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模式不同，文化城市更加强调文化活动、文化经济、城市文化形象策划以市民文化参与塑造等（Palmer-Rae，2004）。李奎泰（2006）将文化城市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文化城市指重视音乐、电影、美术等以艺术活动为主的文化艺术城市，广义的文化城市则并不停留在艺术活动的层次，其将包含了城市空间规划以及市民生活质量在内的整个市政活动都归于文化城市的范畴之内。总的来看，文化城市建设就是将城市建设成为市民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更具备文化涵养的城市，整个市区空间结构更具文化性的城市，具备满足市民文化艺术欲望所需要的文化设施的城市。与此同时，文化城市也是文明城市、学习型社会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从理性趋利决策（西美尔，2008）和城市增长机器本质（莫勒奇，2008）角度看，文化城市也可以理解为以城市文化为核心手段，组织城市经济活动、社会网络与空间形态，支持城市文化多样性需求，打造城市增长机器，建设不断完善且充满人情味的现代城市生活空间。文化城市包含6个基本构成要素：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景观、文化氛围（cultural milieu），文化场所和文化制度与政策，其中文化氛围又称为文化场（cultural field），它是一种磁力空间，粘性力量，将文化城市的诸多要素有机组织在一起，从而实现文化城市的3个核心功能：（1）应对全球文化同化，保障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生存；（2）以文化的手段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3）促进城市居民日常交流，破解理性趋利决策造成的城市居民的心理与情感隔离（图5）（刘合林，2010）。
4.2创意城市
创意城市（creativecity）原本是指以文化为主的城市再生，通过城市创意对各个行业的渗透而形成以创意产业为主导产业体系的城市（Charles Landry 2000；厉无畏2009）。由此可见，创意情境是创意城市形成的环境条件，创意产业是创意城市的产业支撑，创意产业园区是创意城市的空间表现形态。创意城市是创意产业与创意空间的有机聚合体（图6）。通过发展创意产业，带动空间创新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进而孕育出创意城市。因此，创意城市着重科技、文化、艺术与经济的融合，强调地方文化特色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注重人的创造力与城市创意环境的融合。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中论述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是追逐着人才而选址，而人才则追逐有质量的城市地点（Florida 2002；Florida 2003；佛罗里达2003）。创意城市的环境生命力和活力分成2个不同的层面。第一层面是生态可持续；第二层面是城市设计，包括易读性、地方感、建筑特色、城市不同部分在设计上的联结、街灯的质感以及城市环境的安全、友善与心理亲近的程度。
4.3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是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一种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黄光字，2002），即高效、和谐、宜居、幸福、活力的人类栖境（王云才，2007）。生态城市的核心是生态优先，优先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它是一种“图底关系”互换的思维转变，是“正规划”向“负规划”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先“建设”后“保护”的规划向先“保护”后“建设”的规划转变。生态城市建设重点在于：（1）高度开放的生态系统。首先从根本上理解城市所处环境的自然过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条件，使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协调和谐，从而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健康、完美、自然的城市格局。（2）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建设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区。（3）强调人的幸福感，提升城市活力。通过对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善与提升，旨在营造一个以人为本、健康宜居的城市。生态城市构成要素由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构成，依托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生态农业、清洁工业、城市文明、人口优化分布等要素，创造一个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人居环境优越、居民幸福指数增加、充满活力的人类家园（图7）。
4.4低碳城市
低碳城市是指以减少城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为导向，以低碳技术量为支撑，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方向，以低碳社会为理念并以低碳制度为管理导向的新城市类型。低碳城市建设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在能源输入环节，开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倡导使用零碳排能源。其次是在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转环节，强调建筑、交通和生产三大领域内的低碳发展模式；通过紧凑的空间布局将城市各系统整合成为高效运转的复合体；通过建立能源网络实现能源循环、高效利用；通过市政设施等城市硬件设施支撑城市空间与能源网络的高效运行，通过虚拟网络、科技知识、信息传播、政府管理、风险投资等城市软件设施引导城市空间与能源网络的高效运行，并在城市硬件设施、软件设施与城市能源网络之间建立反馈机制。第三是在C02排放环节，增加碳汇，包括加强森林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增加城市绿化（下页图8）。
4.5科技城市
科技城是以科技创新为目标，以科学技术的产生、传播和在产业中的应用为城市的主要功能（Downey，McGuigan，2003），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智慧基础设施为支撑，以科技发展和知识的创新促进个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将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文化理念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城市（王志章，2010）。科技城的核心是为居民、企业、社会提供自主创新的环境（Castells，Hall，1998），其中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居住、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整体系统，比传统科技园区更为综合全面，比科学城更强调科学技术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的应用。科技城由创新源核心区、知识共享平台、科技服务平台、RDP综合体、多样化居住区构成，依托公共服务保障、产业发展政策、智慧基础设施、文化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为制度环境保障（下页图9）。
4.6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之后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深度融合，也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唐建荣，等，2011；巫细波、杨再高，2010；陈铭，等，2011）。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城镇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和社区和谐发展的转换器。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包括城市经济信息化、城市社会管理智能化、环境维护自动化和居民生活便捷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林跃勤，2011）。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转变城市外延型发展模式与生活消费模式，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减排推动整个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智慧城市主要注重基础设施先进、信息网络畅通、科技应用普及、生产生活便利、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务完备、生态环境优美（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