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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 要：从工业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入手，基于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理论和美国城市的三次转型实践，就中国城市可能出现的转型城市类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特别注重第三波和第四波城市类型的概括和归纳，它们是后福特主义城市、边缘城市、网络城市和旅游休闲度假城市、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科技城市和智慧城市等。
关键词：转型发展，第三波，第四波，城市类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但是，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要素投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到了从出口、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要实现这一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市场自身的发展完善，自然实现转变；二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结合，主动实现转变。从中国实际看，后一种方式应更为有效（张建华，等，2011）。实现转型发展，主要在于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重视人力资本积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生态经济，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新格局。因此，实现转型发展必然对未来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
1 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延伸的全球范围工业化，一方面推进了人类社会汲取自然资源、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尤其是人居环境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与之相关联的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研究持续不断，且经久不衰。
1.1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理论综述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是现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而且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冲击下，引发了西欧城市在组织制度、社会结构、空间布局、生活形态等方面的全面深刻变化。工业化刺激了社会矛盾激化、道德沦丧、城市环境恶化。上世纪初叶，许多理论家和作家都认识到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管理城市的发展。
埃伯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1898年出版《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修订为《明日的花园城市》（霍华德，2000），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的思想。1920年代早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Prank Lloyd Wright）致力于研究新城规划解决城市问题，他1932年出版《正在消灭中的城市》（The Disappearing City）认为巨大的城市中心尽管不会消失，但几乎无法生存，如果能通过现代通讯和交通手段克服距离产生的影响，那么，人们在城市集中既是浪费也无必要。1935年他发表论文《广亩城市：一个新的社区规划》（Broadacre City：A New Community Plan）提出了广亩城思想，试图通过分散手段解决工业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问题。后来芒福德（Lewis Mumford）、克拉伦斯·斯坦因（Clarenee Stein）和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都接受了大城市走分散发展的思想。芒福德在1938年出版的《城市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中集中批评了大城市生活质量问题，主张通过小汽车、高速公路和郊区开发来解决大城市的问题，并提出了规划有机城市（organic community）的想法。
1920年代，法国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认识到城市内部存在各种交流，将工业化思想大胆地注入城市规划之中，他1922年出版的《明日之城及其规划》（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 S）提出了“当代城市（Contemporary City）”理论。他以技术为手段，改善城市的现有空间，主张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建筑高度，向高层发展，增加人口密度，同时扩大道路宽度和停车场，将车辆与住宅直接联系，减少街道交叉口，组织分层的立体交通（顾朝林，郭婧，等，2011），以适应工业城市产生的城市问题。按照柯布西耶上述乌托邦城市理想建设和改造的城市，日益暴露出从低收入住房到办公楼都需要大量的工程项目建设等诸多问题。简·雅各布斯（Oane Jacobs）发现：美国大城市的高层低收入公共住房区已经成为城市犯罪的中心和毫无希望的地方。她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of Great American City）震撼了全球城市规划界（雅各布斯，2005）。雅各布斯认为：柯布西耶推崇的现代城市规划模式是对城市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彻底破坏（顾朝林，郭婧，等，2011）。
其他城市技术的鼓吹者，如巴克明斯特·富勒（R.Buckminster Fdler）强调：资源——能源、材料和空间——是有限的（finite），必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设计了能源、材料和空间三角形，强调最大化的空间和能源效率建立在最小化的材料使用上（Leonard I.Ruchelman，2007）。
到了1960年代初，许多理论家认识到通过社会、空间和经济组织实现城市的转型发展，并且注意到通讯技术中的创新效应。一些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人称“第三波”、全球村或世界信息经济（Marshall McLuhan，1965）。在此基础上，塔里克·法斯（Tarik A.Fathy）提出了“通讯城（Telecity）”的概念（Tarik A.Fathy，1991）。快速的信息流动促进了原有工业城市内部工作、生活、交通形式的变化，过去的向心空间结构也趋向离心发展形式。
1991年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出版《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认为通讯技术的优势正在将现代资本主义转型成为包括公司和城市的全球网。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彼得·霍尔（Peter Hall）1998年发表《文明中的城市》（Citiesin Civilization：Culture，Innovation，and Urban Order），将城市的活力、创新能力与文化创造力结合起来，从创新角度构建了技术一生产创新（technological-productive）、文化一智能创新（cultural-intellectual）以及文化-技术创新（cuhural-technologi-cai）西方城市史理论框架。
1.2美国城市的四次转型回顾
托夫勒（Tofflers，1994）通过美国城市从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描述美国社会转型的3个波段，托夫勒称后工业化为第三次浪潮。鲁舍曼（Ruchelman，2007）依据城市发展动力转向人力资本和全球一地方联结，称为城市发展的第四波。为了简化明了起见，现按表格的形式概况和回顾美国城市的四次转型（表1）。
1.3中国转型发展的时段分析
叶嘉安等（2006）曾将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划分为4个发展波段。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波（1949-1978）主要特征是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城市作为生产中心经历了“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为主的过程，大部分城市变成了功能不全、结构失调的纯工业基地，尤其十年文化大革命还经历了典型的“逆城市化”过程，类似于西方学者描述第三世界的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现象（Konrad，Szelenyi，1977；Murray，Szelenyi，1984）。第二波（1979-1989）从改革开放开始，将市场机制引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中国城市化过程（Ma，Fan，1994；崔功豪，马润潮，1999）。在全球化推动下，外资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无论是在以集体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下（Ma，Fan，1994），还是在私营企业壮大的“温州模式”下（Liu，1992），抑或是“外资驱动型”（externally driven）（Eng，1997）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zation）（Sit，Yang，1997），表现为政府在控制城市化进程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避免了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假城市化”（inuedourbanization）现象。第三波（1990-2000）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城市政府通过协议、招标或拍卖等方式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旧城改造、新区建设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使得土地价值和资本分配成为城市结构优化的基础，出现了“以地养地”等城市土地开发模式。与此相对应，城市开始以中心商务区为主的旧城改造，建设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中国城市的这种在空间扩张和内部重组使传统上以单位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混杂的城市功能结构逐步瓦解，新的城市社区开始出现（Gaubatz，1995，1999；Wu，1997）。经济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城市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此外，城市空间重组也造成了城市无序蔓延和耕地流失等（Yeh，Li，1999），从而加剧了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问题。第四波（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企业和国际资本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城市进入质量主导发展阶段。
诸大建（2007）将中国城市发展按照数量和内容分为3波：（1）第一波：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普遍不认可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在城市的数量上表现为反城市化，在内容上表现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2）第二波：从1978年到2010年。城市发展完全是一种数量扩张，以圈地型和蔓延型发展为特征。前一个阶段重点发展乡镇企业，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后期城市化道路转向大都市或城市群发展战略。（3）第三波：从现在起将持续到2020年。城市发展面临着总体转型，即：从经济增长转向人类发展，从物质资本转向综合资本，从政府管理转向网络治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分期还未真正纳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之中。笔者认为，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需要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城市化过程和全球技术以及创新可能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施加的影响等三方面考虑，密切关注第三波和第四波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类型规划、培育和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2 创业城市发展战略演化
所谓创业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ies），即是指面对其他城市和经济空间，追求创新战略以保持或提高其经济竞争力的一类城市。1980年代以来，美国创业城市时代的演化代表了第三、第四波城市发展过程，其中直接经济和/或与经济有关的创新领域包括：（1）引入城市生产，服务，工作，消费，生活的新型地方或空间，如技术城市（technopoles）、智能城市、跨边境城市和多元文化城市，并围绕综合交通运输和可持续发展组织这些城市。（2）选择特定空间或新生产方法来创建城市发展优势，如新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促进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削弱监管，或创建新形式劳动力市场等。（3）通过加强对居民、乘客或游客对文化、娱乐、新城市景观消费空间监管或高档化等新市场开辟形成城市营销新领域。（4）寻找新的供应来源以增强竞争优势，如新移民来源、城市文化融合、新资本来源、吸引外来投资或重新培训劳动力。（5）重构或重新界定城市等级，如世界城市建设、全球城市地位提升以及基于非连续空间之间的区域间合作。这些都被看作是城市创新或创业的发展战略。
通过美国地方发展政策对创业城市发展的影响看第三波和第四波中哪些因素对城市发展起重要作用，可将创业城市发展分为以下4个时期（Clarke，Gaile，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