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地对城镇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 要：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基本都采取了在属地设立专门机构直接管理的方式，所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与遗产地所在的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世界文化遗产地产生的旅游经济效益备受关注。如何全面、理性地把握这种效益对城镇的影响，是我国现有的32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及更多潜在的遗产地城镇需要重视的课题。本文拟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对此进行系统讨论。
    关键词：世界文化遗产地，城镇旅游，经济发展
    1我国遗产地旅游总体概况
    
    我国已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6年，至2011年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全球第三。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地32处，由于联合申遗和扩展项目申报等原因，涉及了全国超过40个城镇。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以下简称遗产地）规模普遍较大，在十几公顷到数万公顷不等，是城镇空间中的珍贵资源，也是城镇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自1987年我国始有遗产地陆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余年来，随着遗产地知名度提高、交通条件和环境质量改善等客观原因，又适逢我国旅游业步入发展与深化阶段[1]，从总体上看，各遗产地的游客量在入遗后都分别保持了攀升的态势。
    为切实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管理，充分发挥遗产的重要影响，促进遗产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启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课题，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考虑到入遗时间的长度、遗产地城镇的规模可比性和相关数据搜集的完整程度，本研究排除了如下遗产地：北京和沈阳的明清皇宫、长城、拉萨布达拉宫、庐山风景名胜区、颐和园北京皇家园林、天坛、龙门石窟、开平碉楼及村落、五台山、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古迹和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研究范围共涉及26个遗产地城镇，涵盖了历史建筑群、古城、村落、石窟、山岳和考古遗址等多种遗产类型。
    1.1遗产地游客量比较
    本研究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部门发放调查报表、查阅遗产地所在城镇地方年鉴及相关文献资料等方式，以1990年起20年间全国各遗产地年度游客人数的最大值作为考察标准，进行数据搜集和整理，结果如下（表1）：
    （1）遗产地年度游客量差异巨大。研究范围内，“热门”的遗产地一年最多可吸引500万人次以上的游客量；然而也有6个遗产地年度接待游客人数长期不足30万，甚至不如某些非世界遗产景点（如西安市碑林博物馆2009年接待游客人数为47万[2]）。当然该组数据无法反映我国世界遗产之最，研究范围外的北京明清皇宫（故宫博物院）2009年全年接待游客高达1182万人次[3]，可见我国遗产地年度接待游客人数最大相差约40倍。
    （2）入遗时间先后对游客量有一定影响。年度游客接待量在100万人次以上的遗产地，绝大多数都是在2000年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老牌”遗产地。
    （3）同类型遗产游客量相仿。如山岳、古城类遗产地的年度游客量在100万～300万人次之间；村落、石窟类遗产地的年度游客量多在50万～100万人次之间。研究范围外的龙门石窟2009年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183万[4]，相对较高。
    1.2造成游客量差异的原因
    （1）旅游者的需求差异。
    曾有旅游专家把旅游者分为冒险探索型（allocentric）和保守稳妥型（psychcentric）两类[5]。其中“保守稳妥型”旅游者主要以度假娱乐为主而不是获取知识。因此当世界文化遗产地作为旅游目的地，在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旅游需求方面存在差异。
    上述数据显示我国遗产地类型与游客量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关系。其中山岳、古城类遗产地由于其空间规模大、流线组织相对自由、休闲娱乐项目丰富，年度游客量普遍较高；而在规模较小、休闲娱乐项目相对单一的村落、石窟类遗址的游客量略微次之；游客最少的遗产地多为考古学或人类学遗址，以及入遗时间较晚、知名度不高的皇家陵寝、王城等，这些遗产地目前以科普教育功能为主，难以提供符合大众游客普遍需求的休闲娱乐功能。由此也可推测我国大众游客中“保守稳妥型”旅游者为大多数，“探索型”旅游者的比例偏小。
    （2）遗产地可达性差异。
    澳大利亚学者曾提出，“遗产地与大城市的距离”与“旅游效益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某种联系[6]。本研究考察了遗产地到最近的大城市（地级城市中心，如火车站）的行车距离，对比后发现：游客最多的十个遗产地中，有80%与大城市的距离不超过60km。武夷山风景区虽与最近的南平市中心相距159km，但附近有国际机场（距遗产地15公里）和区域性过境火车站（即京福线，车站距遗产地16km）作为补充，可达性大大提高。而游客量最小的10个遗产地中，有70%与大城市的距离超过了70km。由此可以推断遗产地的可达性也是影响年度接待游客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3）旅游季节性差异。
    旅游淡季长度也是影响游客量总数的重要因素。研究范围内，位于北纬40。附近或以上北方地区的9处遗产地中，有2/3年度接待游客量在30万人次以下，其余也不足100万（十三陵除外）。在这些遗产地中，敦煌莫高窟纵使拥有极高的国际声誉，由于沙漠气候条件恶劣，每年旅游淡季长度将近半年（当年11月至来年3月），大部分航线停运，影响了海内外游客的到访。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则由于名称中的“避暑”盛誉造成一定误导，冬季成为心理上的旅游淡季，游客量骤减。
    2对我国遗产地城镇旅游业发展的宏观认知
    为了恰当估计世界文化遗产地对所在城镇的社会经济影响，下文将“所在城镇”定义为遗产地直接管理部门所属的最小行政区范围，考察的人口规模尽量控制在100万以下，通常为县、县级市或地级市的某个市区。
    2.1遗产地在城镇旅游中未必处于核心地位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所在的44个城镇③中，仅有2个未曾列入“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强县）”名录。可见大多数城镇具备良好的旅游环境。为了解遗产地旅游在城镇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变化，本研究考察了遗产地旅游比重（即遗产地游客人数与所在城镇游客总人数的年度比值），结果如下：
    （1）遗产地旅游比重可能因成功入遗明显增加。
    一部分城镇在申遗前，遗产地仅是当地众多旅游资源之一，并未受到特别关注；入遗后，遗产地知名度和美誉度骤然提升，吸引大量专程前来参观的游客，使得遗产地旅游比重也在短期内迅速增加。这一类城镇的典型代表是福建永定县，该县入遗前5年遗产地旅游比重不足10%，而2008年入遗后迅速上升到近25%.然而此现象在20世纪80，90年代列入世界遗产的城镇中并不明显，这与我国整体旅游业发展水平有关。
    （2）随着入遗时间的增长，多数遗产地旅游比重逐步下降。
    多数城镇的遗产地旅游比重变化趋势表明，在入遗初期，遗产地可能成为城镇旅游业的核心。随着城镇知名度与日俱增，遗产地本身的游客绝对数量仍在增加，但遗产地旅游比重可能逐渐下降。以泰山遗产地为例，在1987年泰山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之时，泰山旅游人数上升到了全市旅游人数的51%，达到历史极值，并在以后的7年内保持了约50%的水平。随后，这一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到2008年这一比例仅为13.58%。曲阜、平遥、黟县、昌平、苏州、大足、黄山等遗产地所在城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镇的整体旅游业受到遗产地的带动和发展，反映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游客量趋于稳定；其他旅游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到达各旅游目的地的相关基础、服务设施得到改善，城镇接待游客能力提升；在市域、镇域范围内形成丰富的旅游线路网和相关产业链。
    （3）旅游业以遗产地为核心的城镇仅占少数。
    目前，遗产地旅游比重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50%以上）的城镇仅有4个，占统计中有效案例总数的23.8%；而游客最多的十处遗产地中，仅有3个城镇将遗产作为核心旅游目的地。由此可见，多数城镇已在遗产地的基础上开发周边旅游资源，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城镇和遗产地，促进当地旅游业的整体发展；而以遗产地为旅游业核心的城镇，多为旅游资源相对单一的县或县级市。
    2.2多数遗产地城镇的旅游经济优势并不明显
    UNESCO世界遗产中心2008年总结世界遗产地发展带来的影响时指出，遗产地及所在城镇可能存在某种“波纹效应”：首先，遗产的价值足够获得世界遗产身份；其次，该身份促进旅游业发展；再者，旅游业促进遗产地所在城镇的整体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遗产身份本身并不足以刺激当地进行彻底的转变，地方当局必须尽可能地对该身份可能集聚的资本进行规划，并在相关产业链上进行恰当的投资[6]。
    为了探究旅游业在遗产地城镇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本研究考察了1990—2009年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所在城镇旅游收入与GDP的比值⑤，并取平均值进行比较，如表3所示；而各遗产地城镇的旅游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1）比值居高的城镇规模较小。当城镇接待游客人数远远超过城镇人口，旅游收入与GDP的可比性逐渐凸显。
    （2）半数以上城镇比值不足10%。其中包含三种类型：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地级市，地处偏远、旅游相关设施较为落后的县，第二、第三产业趋于均衡发展的县级市。
    （3）申遗前后比值可能变化显著。从长期连续数据来看，部分城镇在世界遗产身份的带动下，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收入与GDP比值增幅明显，如丽江市、武夷山市、黟县、桓仁县、都江堰市、集安市等城镇，共同特点是以遗产地为核心、入遗前知名度不高。
    3应以长远目光看待遗产地旅游经济效益
    
    在我国，“旅游目的地”几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代名词。享誉国际的身份固然是一张“金字招牌”，可能直接带动当地的就业机会、经济收入、贸易和税收的增加，以及相关旅游、文化和对外交流活动的蓬勃开展，并产生可观的旅游经济效益、知名度和品牌效益，甚至为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做出贡献。然而如不注重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将会对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旅游环境（游客容量）和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的角度对遗产地城镇的生态平衡进行监测，警惕“旅游恶性循环”的情况⑥出现。
    3.1遗产地城镇的旅游环境生态不容忽视
    为了尽可能客观地衡量旅游业对遗产地所在城镇环境生态的影响，我们考察各城镇年度游客总人数与总人口的比值（接待游客人数/城镇年末户籍总人口数），以反映游客增长与城镇人口规模的关系。
    （1）近半数城镇比值超过10。研究范围内有11个城镇游客人数超过总人口10倍，且此中仅澳门、黄山和安阳为地级以上城市，其余小城镇的旅游环境承载力很可能已接近或超过合理极限。
    （2）多数小城镇比值超过5。在旅游综合接待能力偏弱的县级市及以下城镇中，研究范围内有9个城镇游客人数超过总人口数5倍。其中平遥县从事与旅游业相关职业的人员多居住在县城内，若考察游客人数与县城非农人口数的比值，则已达到10倍以上。
    （3）比值在入遗前后可能有显著变化。包括黟县、桓仁县、新宾县、集安市、土楼三县等，均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县城。以黟县为例，比值由入遗前的不到5倍增长到如今的近40倍。
    3.2遗产地城镇的社会经济生态亦不容忽视
    从年度游客人数与城镇人口比值的数据中，我们同时发现“热门”遗产地类型与旅游环境生态以及城镇社会经济生态之间的对应要素关系。
    （1）山岳型遗产地。多呈现游客瞬时流量较大、停留时间相对较短的特点，影响旅游环境生态的要素为景区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对城镇社会经济生态的影响较小，主要体现为旅游相关行业的发展，如酒店业、娱乐业、纪念品制造行业等兴起和相关产业链的形成。但对于人口规模较小的城镇如武夷山市，游客与人口比值可达20倍以上，也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2）城镇历史中心。多为本地人口聚集区，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游客乐于驻留并参与活动，易造成交通拥堵、物价上涨、居民外迁、业态失衡、治安变差等“社会污染”问题，影响旅游环境生态的要素是服务设施的承载力。如澳门特区原本就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游客人数超过城镇总人口50倍（当然该现象并非完全由于发展遗产旅游所致）不仅存在潜在环境污染的危机，社会经济生态也可能遭到影响，如导致产业结构和居民从业结构的显著变化；而丽江古城则已出现原住民减少、过度商业化的状况。
    （3）村落型遗产地。多为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空间，交通、服务设施均有较大的提升余地，影响旅游环境生态的要素是遗产地本体的承载力。同时黟县的游客与县域人口数的比值达到近40倍，必然对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冲击，造成不良社会经济影响。对此应采取适当措施（如就近开发乡村旅游其他景点）引导和分散游客，同时鼓励村民保持传统生活习俗，延续社区文化。
    （4）大型历史建筑群。多位于城镇中心，遗产地本体内无居民，景区博物馆化，游客按规定路线参观游览。影响旅游环境生态的要素是遗产地周边的交通设施承载力，需要应对瞬时大量人流的疏散问题而不影响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同时应采取办理年票、开设展览等方式，持续推进向本地居民普及遗产教育，以增强文化认同感。
    4结论：并非所有遗产地城镇都适合大力发展旅游业
    
    综上所述，世界遗产身份对所在城镇的旅游经济产生的影响，从遗产地在城镇旅游中的地位和旅游业在城镇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上看，是相对有限的；该影响与遗产地类型、遗产可达性，以及所在城镇的旅游经济基础乃至社会经济基础息息相关。从研究的初步结论来看，具有以下特点的遗产地及城镇，不应盲目推动遗产相关的旅游业发展，而是在城镇不同层面上加以策略上的限制或补充。
    （1）本体脆弱型遗产：应限制瞬时游客量，尽量将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转移到遗产地外围；
    （2）对大众游客吸引力不大的遗产：应积极开拓思路，吸引“探索型”游客到访，或在遗产地周边开发新的旅游资源以形成路线或网络；
    （3）旅游供给条件尚不成熟、仍有潜力的城镇：应根据城镇规模和社会经济基础，完善旅游基础和服务设施，适当提高城镇接待游客能力；
    （4）过于依赖旅游业且经济基础薄弱的城镇：可借遗产之名招商引资，适当发展第二产业，完善和优化城镇产业结构；
    （5）规模过小的城镇：可借遗产申报、周年纪念活动之机吸引公共投资，改善遗产地周边环境质量，吸引就业人口。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重点课题“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编号：200902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Notes）
    
    ①由于可获取数据有限，此处统计的具体数字为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所属园林、风景名胜区游客人次的总和。自2007年起除免费、持年卡入园的游客（以当地市民为主）外，年均有700万以上游客访问苏州园林系统，根据世界遗产地的影响力估算世界遗产地苏州古典园林的年度游客量在500万次左右。
    ② 高句丽五女山山城（桓仁）可采集数据极少，仅由“2004年至2009年五女山山城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82.6万人次”推算。由桓仁县信息中心提供，参考本溪农网2010年2月5日消息，http：//www.bxnw.gov.cn/asp/detail.asp？id={2EF6D4D5－0122－4BED－9EE0－B31 E515CCC08}。
    ③ 此处多指城镇所属地级市，也包括县本身，以登记名录为准，长城沿线除外。
    ④ 由于不需要经过城镇中心即可直接到达遗产地，去参观华安土楼的游客多为从附近城市如厦门发起的一日游，故出现遗产地游客人数甚至超过所在城镇游客量的情况。
    ⑤ 由于旅游业产值未在各地公开的统计数据条目内显示，故在此采用旅游收入近似。
    ⑥ 随着城镇旅游的发展，区域交通日趋便利，当旅游目的地接待游客的数量超过承载力，致使旅游环境质量和设施服务水平下降，游客、消费市场乃至居民都有可能向周边城镇流动，而旅游城镇本身却饱尝环境污染的恶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刘长生，简玉峰.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政策路径及其经济影响研究——基于不同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6）：59－65.
    2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西安年鉴2010[Z].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
    3 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年鉴2009[Z].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4 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洛阳年鉴2010[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5 SPlog.Why Destination Areas Rise and Fall in Popularity[J].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1973，14（3）：13－16.
    6 Tisdell'Clem，Wilson Clevo.World Heritage Listing of Australian Natural Sites：Tourism Stimulus and its Economic Value[R].Economic Analysis&Policy，2002，32（2）.
    【作者简介】 张杰（1963－），男，英国约克大学高级建筑研究院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卢刘颖（1984－），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霍晓卫（1975－），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