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政策研究的新进展（三）

    Puga（2001）认为欧盟旨在降低区域不平等性的基础设施政策效果不明确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伤害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前景；二是基础设施改善政策的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特定因素，比如说要素的流动性和工资刚性等，也取决于项目的特征。如欧盟的TENT项目虽然使欧盟很多地区能够更好地接近主要的活动中心，但强化了核心区域的运输中心地位，扩大了核心与边缘地区在相对可接近性上的差距。再比如欧盟的高速铁路建设，其促进了网络中主要节点地区的发展，但不可能促进次节点地区或节点间的其他地区的新活动中心的产生与发展。
    Behrens et al.（2007b）认为欧盟对落后地区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政策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的原因是，其受国际一体化和国内一体化程度的影响，而这两方面在欧盟的不同国家显著不同。Lafourcade&Thisse（2008）则认为欧盟通过基础设施来吸引新企业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条件。一般来说，除非本地市场足够大，或者有一些特定的竞争优势，否则，旨在改善较小区域和全球经济的接近性的基础设施政策在促进本地区发展方面可能无效。因此，改善基础设施作为欧盟用来降低区域不平等性的主要政策，必须配合其他的政策工具一起使用。
    （二）区域补贴政策
    1.区域补贴的影响因素
    区域补贴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效果受很多因素的影响。Dupont&Martin（2006）运用自由资本模型（FC模型）分析了针对贫困区域的区域补贴效应，研究发现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区域补贴的效果越大。Toulemonde（2006）认为对劳动者技能进行补贴的动机高度依赖于运输成本。当运输成本很高时，低补贴区域将从部分聚集中获利；但当运输成本中等时，高补贴区域将从部分聚集中获利。Exbrayat et al.（2009）在国家生产率不同的假定下研究发现，在高生产率国家的企业获得的净税收补贴更低。Ulhveit-Moe（2007）则同时考虑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来比较区域补贴政策与强制配置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最优政策设计依赖于贸易成本水平、金钱外部性程度、地方化的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知识溢出大小以及替代弹性，同时也是政府潜在社会价值的函数。Devereux et al.（2007）则实证分析英国政府补贴对跨国公司新建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其他区域提供对抗性的产业聚集效应时，企业对政府补贴的反应不敏感。但当该区域已经有同类型企业的聚集活动时，企业对补贴的反应变得很敏感，此时本地补贴政策工具的使用将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
    2.异质性企业与区域补贴
    随着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不断发展，近些年来，异质性企业假定开始被引入模型中，并用于区域补贴政策的分析。Baldwin&Okubo（2006）首先将Martin&Rogers（1995）的FC模型与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结合，研究发现固定数量的重置补贴吸引的总是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因为他们离开聚集区域的机会成本最低。按照他们的理论预期，区域补贴政策会加大核心一边缘区域的生产率差距，且较小的区域生产补贴在改善边缘地区的竞争力方面被认为是无效的，因为较小的补贴吸引的企业较少，而且这些企业都是无效率的。只有当贸易自由度很高，且补贴力度超过最小有效补贴时，补贴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Okubo&Tomiura（2012）则运用日本实施积极重置政策（主要是补贴政策）期间覆盖所有区域的企业层面数据支持了Bald-win&Okubo（2006）的结论。与此不同的是，Okubo（2012）假设重置补贴与企业利润成比例，这时最先对重置补贴响应的企业是利润最高的企业，而不是生产率最低的企业。研究发现，补贴可以使高效率企业迁移到边缘地区，与Baldwin&Okubo（2006）的结论相反。
    3.区域补贴政策的福利分析
    区域补贴政策的福利分析主要集中在补贴能否提高边缘地区的福利进而缩小区域间的不平等方面。Dupont&Martin（2006）的研究表明，如果在贫穷区域实施的补贴由国家税收方式获得，且与企业利润成一定比例，此时补贴会扩大一国内跨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因为补贴的效应会溢出到富裕区域，使那里居住的资本所有者受益。如果补贴是在本地进行融资，征税的消极效应也远远大于对区域生产进行补贴获得的补偿。Tafenau（2010）基于Baldwin（1999）的可构造资本模型（constmcted capital model）研究发现，实施促进现有企业简单重新配置的补贴政策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除非社会对不平等性足够厌恶。Montmartin（2010）在Martin&Ottaviano（1999）的模型基础上分析创新补贴政策的区域分布问题。研究发现：如果补贴在区域间没有差异，那么均衡结果更有效，同时也能降低区域的不平等；如果补贴在区域间不是均衡分布，政府希望通过给予贫困区域更多补贴以降低创新部门的集中度，那么税率必须设置在一个特定的门槛值上才能实现降低区域间不平等和增加经济增长率的双重目标。在门槛值之下，差异化的补贴政策不仅无效，还会增加区域的不平等。Exbrayat et al.（2009）在Ottaviano&VanYpersele（2005）基础上假设每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不同，研究发现当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或者是生产率差距较小，再或者是在两个经济体之外的资本收入份额很高时，增加两个国家的居民补贴可以达到次优。Okubo（2012）则在异质性企业假定下发现当核心区选择零补贴以避免税收负担时，分散化经济使得边缘地区选择最优水平的补贴，从而使得边缘地区福利增加。
    Sheard（2012）将两区域模型扩展到三区域框架（一个核心区域和两个边缘区域），研究发现，对贫困区域的补贴会使得企业从一个更大的、临近的区域大量、不成比例地移出，从长期来看，会导致两个区域的居民福利恶化。因此，补贴的分配不能仅仅依赖于不同区域的相对生产和收入水平，最优的区域政策设计应该关注那些特定的区域，或者是区域里的特定集群。
    4.区域补贴竞争
    相对于区域税收竞争来说，区域补贴竞争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以Borck et al.（2009）和Ching-Mu&Shin-Kun（2011）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两者均以Martin and Rogers（1995）的FC模型来研究区域间的补贴竞争问题，但其模型假设有所不同。前者假设劳动力在区域间不可移动，后者假设劳动力的流动具有异质性；前者认为补贴来源于对不可移动工人和资本家征收的一次性总量税，而后者补贴仅来源于资本所有者；前者同时关注制造业产业内的外部性以及制造业和农业间的外部性，而后者仅考虑制造业产业内的外部性。Borek et al.（2009）强调区域规模和区域福利函数对区域补贴的影响，认为除了区域福利函数偏向不可移动的工人，或者是区域间的规模差异很小的情况以外，当外部经济普遍存在时，区域间的竞争都能够改善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Ching-Mu&Shin-Kun（2011）认为当贸易自由度很高时，完全聚集的核心区域选择足以捍卫目前聚集状态下的补贴率，而完全分散的边缘区域没有动力运用补贴资本，但可以从完全聚集的核心区域实施的补贴中受益。结果是，当补贴由完全聚集的区域提供后，核心区域的福利下降了，而边缘区域的福利上升了。当贸易自由度降低时，核心区域的聚集租金不再是资本收益的全球最大，起初的完全聚集区域守卫资本的能力更弱，因此肯定会流失一些企业。此时最好的战略就是用补贴保持住部分聚集的状态。另外，其指出在分散力量相对强的情况下，当贸易自由度接近突破点时，补贴竞争的“标尺竞争”有可能出现。
    四、借鉴和启示
    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政策分析文献以Krugman（1991）的核心-边缘模型为基本框架，重点考察了聚集经济和贸易成本对区域政策效果的影响，并尝试逐步放松相关假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客观上形成东部先发地区和中西部的后发地区，区域发展差距始终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因此，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区域收入和支出政策研究成果对我国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首先，由于可征税的聚集租金的存在，中西部地区政府运用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的做法难以奏效。中西部地区应该转变思路，将政策重点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通过改善区域的投资环境来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也许更为有效。
    其次，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未来我国地方政府拥有的自主税收制定权将有所扩大。经验分析告诉我们，单纯依赖税收竞争只会损害双方的利益，简单的税收协调也难以实现双赢，必须结合地区特点和发展基础合理制定税收政策。
    再者，不考虑适用条件的单一区域补贴或者基础设施政策不仅达不到改善边缘地区福利的效果，反而会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因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在实施区域基础设施或补贴政策时，要配套相关产业政策培育地方产业基础和聚集条件，同时中央政府要加快建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生态资源补偿机制，以及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和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的激励机制，使原有政策发挥更大的杠杆效应。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研究文献的结论都是基于特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征比模型所假设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因此在具体政策制定和实践中，不能简单套用模型结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而且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的不断拓展，未来政策研究也还需要得到进一步深入和完善。一是要更加注重实证研究，现有实证研究明显滞后于理论研究，许多理论模型推导的结论在稳健性和经验相关性方面还有待实证的检验；二是考察多种形式的聚集经济，现有聚集力量主要体现为市场接近效应，以后可扩展到验证其他的聚集效应对区域政策的影响方面，如前后向关联效应等；三是继续放松相关假设，考虑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非线性运输成本、多区域结构、政府竞争等更符合现实的假设，以增强模型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1]Andersson&Forslid（2003），“Tax competition and ee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5：27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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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aldwin ct a1.（2003），“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poh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Baldwin &Krugman（2004），“Agglomeration，integration and tax harmoniz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8（1）：1-23.
    [4]Baldwin&Okubo（2006），“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323-346.
    [5]Baldwin&Okubo（2009），“Tax reform，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nns”， NBER Working Paper No.15109.
    [6]Behrens et al.（2007a），“Commodity tax harmoniz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indust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eonomics72：271-291.
    [7]Behrens et al.（2007b），“Countries，regions and trade：On the welfare impacts of integr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1： 1277-1301.
    [8]Behrens，Kristian（2011），“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inequalities：How important is national infrastructure？”，The Manchester School Vo179（5）：952-971.
    [9]Benjamin Montmartin（2010），“Subsidy policy for innovation：A way to reach objectives of both higher growth and equity？”，GATE Working Paper No.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