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设全国海外投资中心研究（上）

    摘 要：上海建设全国海外投资中心，包括完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聚集国际金融机构、创新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和汇集国际金融人才等。上海建设全国海外投资中心的策略包括：积极推动建立相关产业的国际生产和服务体系；推动对外投资项目经营管理过程的持续改进；适度加大海外投资服务平台的项目融资支持；鼓励海外资本投资于高新技术领域等。上海海外投资中心的主要任务有：努力创新和推动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各种新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努力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继续推进不同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建设。
    关键词：海外投资中心，金融市场，投资服务平台
    一、上海建设全国海外投资中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以往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巨大挑战，正在向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的混合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已迫在眉睫。而当经济引擎由外生因素转向内生力量，经济体对于金融及相关衍生产业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一）建设上海海外投资中心的必要性
    1.建立将社会储蓄转化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资本的上海海外投资服务平台是未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前，我国在经济方面主要实行工业化战略，通过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来“赶英超美”。实现工业化战略的配套政策即是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政策和金融抑制政策。其中，金融抑制政策是通过压低利率并对资金融通实行行政管制，以保证有限储蓄用于工业建设。工业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也限制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工业化战略也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其中金融抑制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导致了国内金融业发展缓慢，无法发挥其有效的金融中介与资源配置功能。加快金融改革开放、充分发挥金融中介职能、刺激民间消费与投资、完善国债市场、创设市政债券市场，是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2.金融改革和开放促使尽快设立全国性海外投资中心。海外投资中心针对国内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可以引入更多的外资银行，从而扩大中国金融服务业整体的供给。上海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建构的投资服务平台可以向国际金融机构伸出橄榄枝，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而有利于中国从经济大国转向金融强国。国际金融机构的进驻，有利于促进金融人才聚集，激活国内金融机构创新动力，并最终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
    3.建立上海海外投资中心将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发展。金融和经济是相互促进的，全国性海外投资中心的存在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稳健增长非常必要。经济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金融业发展和全国海外投资中心建设的基本前提，而金融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将反作用于经济，继而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上海提出建立全国海外投资中心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是符合客观事实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海外投资中心在全球或地区的资源配置和定价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在资产定价、风险控制、信息传递和资本聚集与扩散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和导向性。
    （二）建设上海海外投资中心的紧迫性
    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潮，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也在累积，国内企业“走出去”正步入风险高发期，亟待一个全国海外投资中心构筑“走出去”的风险防控体系平台。
    至2011年底，我国境外企业已经有1.8万多家，在外人员约120万人，资产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境外虽对中国资金存在迫切需求，但面对一拥而上的中国资金又心存不安。据悉，法国成立了11个委员会对其核心产业进行融资监督，包括汽车、航空航天、海军和铁路运输、奢侈品、消费者行业、科技、医疗和可再生能源行业；意大利也效仿法国策略，在被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如能源、电信、科技、防务和食品等）取消不受欢迎外国并购业务。
    除了外界环境的客观原因之外，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也来自自身的原因。主要是企业国际风险防范能力不足，具体体现在：国际化经营能力普遍不足、国际化人才的短缺、企业的经营层对国外的法律环境和经营环境不熟悉等。如一些大国企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了亏损，而造成亏损的原因在于境外经营风险防范体系不健全、境外资产管控体系不完善以及国际化经营人才短缺、经验不足等。
    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进入风险高发期彰显了上海海外投资中心建设的紧迫性。海外投资中心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之前做好预案，尽可能选择风险低的国家，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指导企业成功实现“走出去”战略。一是加强基础工作，开发运行对外投资合作统计系统，覆盖所有的在外企业、项目和人员的信息。一旦境外出现问题，能迅速掌握信息，为妥善处置境外安全事件提供有效保障。二是建立预警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热点地区安全形势的监测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三是强化监管措施，对到高风险国家设立企业和实施项目，进行安全审核。四是提供政府公共服务，定期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给企业防范境外风险提供指导，组织企业赴境外有关人员进行境外安全培训，帮助企业解决遇到的境外风险问题等。
    二、上海建设全国海外投资中心的必要条件和面临的问题
    （一）必要条件
    1.国际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指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保理）等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其核心内容是金融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金融要素市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需要较强的维度和深度的市场。二是需要市场体系的发展有更多的市场参与者。三是需要一个更为平衡的发展体系。四是需要有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五是需要有一个更为完整、密集的市场体系。六是需要一个更加规范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操作、评判和监管的形态。
    2.国际金融机构的不断聚集。大量国内外金融机构汇聚，成为金融市场活动主体和结构主体，也是海外投资中心建设不可或缺的条件。上海是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种类最多、数量领先的城市，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占全国首位。截至2010年底，上海外资法人银行资产总额、存款和贷款分别达到12678.33亿元、8636.98亿元和6478.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42%和28%。上海辖内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存款和贷款分别达到8657.33亿元、4360.82亿元和4311.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33%和18%。特别是上海外资法人银行体现出较强的业务增长能力，增幅高于全国外资银行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在华的发展机遇，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首次在上海设立营业性机构，上海外资银行更趋多元化。目前，上海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已达184家，比2000年大幅增加118家。其中，外资法人银行20家，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总数的2／3左右，并表资产占全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85%。多家台湾地区银行代表处已申请设立上海分行，台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将正式进入上海金融市场。另外，上海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机构种类快速扩展。截至2009年底，上海非银行金融机构已达28家，比2000年增加13家。目前，上海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类别已增至信托、金融租赁、财务、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六大类别。
    3.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金融产品种类齐全是海外投资中心的基础，金融产品创新则是海外投资中心建设的关键因素。国际金融产品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载体，是金融市场上的重要组成环节，国际金融产品创新，意指允许市场主体享有更多的产品、服务创新的自主决策权。在上海推进的金融产品创新，基本上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同步促进基础金融产品与结构化产品的创新。因为，远期、期权、期货、掉期这些基础性产品的缺乏，严重影响了衍生产品创新的深度，而证券化产品创新不足也制约了金融效率。二是上海在抓住资本市场产品创新这一具有传统优势的同时，也应该促进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产品创新，不能因为美国由于过度开发金融衍生产品产生金融危机而导致中国缺乏实现金融创新的原动力。推进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主要还是要掌握本币产品的定价权，这才是海外投资中心的立足之本。
    4.国际金融人才汇集。国际专业金融人才是海外投资中心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金融主导权的争夺是一场知识集约型人才的较量，所以，高附加价值的创造只有精通金融业务的高端人才才能胜任。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金融人才的匮乏，将是制约上海海外投资中心建设的一大瓶颈。目前，上海人才的国际化总体水平较低，特别是缺少国际通用型人才，如懂得国际惯例、熟悉WTO规则的高级经营管理、金融、保险人才及注册会计师、注册设计师等。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必须营造活力竞相进发、智慧充分展示的人才环境，积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才能吸引聚集全球金融人才。金融机构应提供以能力评价为核心的开放式、潜在性的金融评价机制，建立普遍市场化的管理制度，不断提升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发展空间，提供让各类金融人才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构建海外投资中心，还需要营造制度健全、秩序规范的金融法治环境，把各类金融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有力保障金融稳定运行；建立符合国情的专业化的金融仲裁、司法审理和救济机制，提高包括知识产权、债权的财产权利的保护能力和水平，为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动提供保证；要充分运用地方立法的手段为上海海外投资中心建设以国家战略顺利实施为原则的“先行先试”措施，从地方立法的层面上提供保障；加强金融风险预警和监控，完善金融风险化解和处置机制，确保上海始终具有优良的金融安全环境。
    （二）上海建设全国海外投资中心面临的问题
    1.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金融人才匮乏，是制约上海海外投资中心建设的主要瓶颈，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吸引金融人才，已成为上海海外投资中心建设的关键之一。上海金融人才匮乏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结构上，即存在着“基础性人才相对饱和，熟练性人才相对不足，高层次人才非常紧缺”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是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护照受限指数偏高；二是医疗水平没有达到相应水平，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较低；三是生活质量指数排名偏低，住房条件成为制约城市良性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四是上海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较其他国外的投资中心城市而言仍偏低，税收优惠政策有一定时限性和不稳定性，税收制度改革落后。
    2.金融软环境相对薄弱。上海建设海外投资中心是一个长期过程，软环境建设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与硬环境相比，与经济全球化接轨的政策政务环境、监管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等软环境是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产业集聚的内生变量，因为这些因素能使市场交易成本降低，提高金融市场的容量，从而促进海外投资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1）要以打造服务型政府为核心，进一步改善上海的政务环境。与国际上主要海外投资中心相比，上海政务环境还存在较大差距，相关政府部门的服务理念有待加强。要改善上海政务环境，核心还是转变政府理念，打造服务型政府，树立公权服务私权的行政理念，实行以民众与政府：互动为纽带的新的行政程序，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2）要以发展上海金融信用中介为重点，进一步改善上海的社会信用环境。上海应进一步放宽中介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完善中介服务机构的收费政策，建立健全诚信管理体系，积极培育本土金融信用中介服务品牌，加强金融信用中介行业协会建设。
    （3）以争取地方的金融立法权为重点，完善上海的法治环境。从建设海外投资中心的需求出发，发挥上海金融市场集聚、金融实践活跃的优势，从而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竞争有序、规范开放的金融司法环境；加强金融司法队伍建设，配备熟悉金融知识、业务能力强的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提高金融审判质量。
    3.人民币国际地位有待继续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是制约上海成为海外投资中心的关键因素。《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了上海金融建设目标：全球人民币定价中心。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结算货币汇率发生较大幅度波动，各国在世界贸易结算和国际投资领域饱受汇率风险影响，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随着危机的演化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增长，人民币币值稳定，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因此，加快推进人民币“走出去”，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是我国综合实力提升的必然结果，这对上海海外投资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本币自由兑换则是上海成为海外投资中心的重要条件。
    4.会计生态基础有待夯实。海外投资中心发展的轨迹和会计中心转移的轨迹高度吻合，会计准则制订话语权争夺中的地位变化和海外投资中心争夺战中的地位转变高度相关。正因为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在上海建设海外投资中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与上海海外投资中心建设相配套的会计体系，即“会计的生态系统”建设。从会计层面看，上海建设海外投资中心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重金融人才而轻会计人才培养；二是重金融产品创新而轻会计制度执行配套。从地域角度看，凡曾在海外投资中心发展历程中经历过百年洗礼的城市必然具有较高的会计地位，实现了会计理论创新或掌握了会计准则制定的控制权。因此，有必要以上海建设海外投资中心为契机，同步推进会计体系建设，构建一个与上海海外投资中心相匹配的会计生态系统。上海在海外投资中心的会计生态系统建设中，要加强海外投资中心建设与会计生态系统建设两者关联性的理论研究和国际比较，要以上海建设海外投资中心为契机，以提升会计功能、效率为核心，进行提高会计运作秩序的样板性实践。
    三、上海建设全国海外投资中心的策略建议
    （一）海外投资服务平台与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行业分布
    1.服务平台应积极推动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创建资源开发国际化体系。我国是人均资源不充裕的国家，尤其是油田、矿山、森林资源不足。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约束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选择战略性的对外投资开发资源无疑是明智的。那些资源充裕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亚等国家已成为投资的重点区域。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兴办油田、矿山、森林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资，同时发展当地经济，取得双赢。目前，我国已积极发展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资源较丰富的国家直接投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中俄合作开发远东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这既满足了我国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也为俄罗斯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又如对苏丹、中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投资开发石油，既使我国初步建立了稳定的石油资源基地，又繁荣了当地经济。今后，我国应继续利用自己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开采和开发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大对资源丰富和资源开发加工潜力较大的国家投资。
    2.服务平台应积极推动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投资，逐步建立制造业的国际生产体系。经过30多年的深化改革和利用外资，我国制造业中的轻纺、家电、电子、机械部门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其中相当一部分产品技术性能和质量稳定，很适合国外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近年来，这些产业部门的生产出现了产能过剩而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这具备了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梯度转移”的条件。目前，在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发达省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向国外转移，为国内腾出空间发展高科技产业，使得本国的产业结构得到提升。由此，今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应本着建立国际生产体系的目标，发挥产业比较优势，在适合制造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3.以发达国家为重点投资对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建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生产体系。虽然我国在总体产业技术水平上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技术领域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有一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尖端技术，如航天技术、激光通讯、生物遗传工程等。但是，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国内产业化条件尚未成熟，产业化比例较低，而发达国家拥有优越的产业化条件，所以可以通过技术入股方式对外投资或与外国合作的方式进行产业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同时，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来说，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有较大的技术差距和研发能力差距。我国高科技企业选择在国外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可利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利用这些国家信息渠道多、信息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及时跟踪国际科技最新动态，来提高自己的研发能力，提升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应通过利用发达国家的区位优势，提高我国在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4.在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作为直接投资重点，形成并发展服务业的国际化体系。在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带动我国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从服务业自身的特点上看，投资服务业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目标的选择。首先，服务业的投资规模较小且见效快，这个特点使其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的产业选择。其次，贸易等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可作为其他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发挥贸易业的后向关联作用。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史看，许多国家以出口贸易为先导，然后扩展贸易服务业（仓储、包装、运输、保险），再从贸易服务业发展到就地生产，发展工业制造业。因此，我国也可以通过扩大贸易业的直接投资规模，逐步带动其他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投资趋势看，服务业是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产业，我国应抓住世界贸易组织决定开放银行、保险、证券、金融信息市场的机遇，积极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对外投资服务行业。
    （二）服务平台促进对外投资项目经营管理过程持续改进的策略建议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之所以出现亏损或失败，既有来自宏观层面如体制、法制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有微观方面如企业家缺乏国际视野、经营理念陈旧等多种因素。
    1.服务平台需提高信息国际化程度。身负重责的中国企业家对国际市场上的“风吹草动”难以觉察，仅依靠“二手信息”作决策，经常判断失误，却时刻还想与国际上一流企业展开“真刀真枪”竞争，其风险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应尽早实现信息国际化，使国内国外在信息交流层面上真正实现接轨，确保企业家决策有足够和可靠的信息支持。
    2.服务平台应帮助对外投资企业建立内控和相互制衡的财务风险控制机制。国内企业奖罚不明，不能实施有效的权力制衡。因此，必须使企业经营行为尽快纳入法治轨道，使中国企业端正经营理念、摒弃短期化行为。
    3.服务平台应帮助企业慎选合作伙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偏好独资建厂，这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营失败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应更多地采取与对方合资和投资部分股份（包括控股）方式进行，这样有利于我方“和平”地进入该企业，缩短震荡期，提高成功率。
    4.服务平台应帮助企业强化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到国外投资经营，要对该国各种影响因素，预先制定相应防范措施，如可办理经营保险与担保等。当风险发生并给经营者造成经济损失后，保险机构将按合同支付保险赔偿金，企业可减少损失。对于可能出现的经营环境风险，在经营前可与经营国（地区）政府签订有关经营特许规定加以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