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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以云南泸沽湖为例
【内容提要】
本文评述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发展人类学主要研究理论、方法和发展趋势；讨论发展人类学对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描述云南泸沽湖地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摩梭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过程；并应用发展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读摩梭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充分肯定其所取得巨大成绩后，从发展意识、社区参与、权力问题和利益相关者四个方面，探讨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可采取的对策，以实现其可持续地和负责任地发展。
发展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如贫穷、环境恶化、饥饿），并应用人类学知识去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介绍西方发展人类学的简史、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从发展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云南泸沽湖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及发展规划，总结好的发展经验，指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并推广到其他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
一、发展人类学的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殖民体系完全崩溃。为在新独立的新型民族国家推广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经济落后的国家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项目，如杜鲁门“四点计划”，这些项目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但在实践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了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如通货膨胀、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文化冲突等。① 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发展机构，如美国国际发展署（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和联合国发展计划部（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开始重视受援国的社会文化因素，转向人类学家，利用人类学家专长和知识修订发展计划，把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指标包括进他们的政策和规划里。这些发展机构对人类学家的需求正好填补了西方70年代高校对人类学家需求减少的空缺。同时期，发展人类学研究机构也建立起来，如建于1976年的美国的发展人类学研究所，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所，丹麦的发展研究中心，法国的海外科学和技术研究办公室和肯尼亚的发展研究所等。以发展人类学为题的论文或书籍也相继出版，这些都是发展人类学诞生的标志。②
在这一时期，国际上的发展项目出现了四个新的投向：第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二，社会方面的发展项目（如健康、教育、医疗、住房等）；第三，乡村发展项目；第四，新的发展意识：发展要适应于当地的自身资源／技术水平。③ 到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出现并得到普及，“自然环境成为发展项目必须关注的内容。”在90年代初期，妇女与发展问题成为发展项目关注的重点。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发展项目直接投向最贫困群体，并让其参与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设计、传递、决策过程。目前，国际上对发展项目达成几点共识：“一是关注农村地区的发展；二是以人为本，关注就业和收入的提高，而不是单纯的资本积累；三是关注妇女在发展中的特殊需求和地位；四是可持续发展，防止以发展经济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破坏；五是提倡农村地区最贫困人群对发展过程的全面参与。”④
发展人类学随国际发展计划而壮大。发展牵涉方方面面，如住房、卫生设施、身体健康、饮水、教育、农业、旅游业、环境保护、就业、政治权力、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食品保障等等，为发展人类学提供了很大的舞台。发展人类学成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连接文化和发展的桥梁。每年有众多新的学术著作出版，更多的人类学家投身于发展领域，使发展人类学更好地融入人类学学科中。⑤
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发展人类学立足于服务发展项目，实地解决或缓解发展项目中因文化引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探索利用本土文化提高发展项目实施效果的可能性；它把发展视为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过程，关注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权力不平等关系。⑥ 格瑞洛（Grillo）在1997年把发展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一是人类学家在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二是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到底能为发展研究带来什么贡献；三是反对在发展实践和研究中把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人民及其知识边缘化；四是倡导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发展，促使赋权模式的实施；五是讥讽现有的发展实践和目标；六是批判发展和发展过程；七是寻找有效处理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中权力关系的另类途径。⑦
在理论上，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各种发展理论，如现代化理论（认为用西方科学技术和教育可以改变非西方社会以促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属关系理论（dependency theory，认为国际资本很容易剥削边缘社会，必须消除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的市场关系，这些边缘社会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少数资产阶级贵族从发展中夺取了大部分利益）和平民主义理论（populist- inspired theories，提倡地方知识与实践和以其为基础的项目），为发展人类学家解释发展或发展不足提供了理论基础。最近二十年来，人类学对家庭、家庭内部关系（household/intrahousehold relations）和对公共财产制度（common property systems）的研究也为发展人类学提供了研究理论和方法。⑧
在实际研究中，发展人类学强调理论、方法和实践有机结合。发展人类学常用的两个概念，参与（participation）和赋权（empowerment），既是理论，也是方法。一些地方发展项目采用了这两种理论和方法，结果表明当社区和社区成员参与发展项目的计划和决策过程、被授权管理和控制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未来时，平等发展最有可能实现。⑨ 这也是发展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另一趋势是加强同其他学科，学习其他学科新的发展理论，不仅进行当地社区研究，还研究对发展计划影响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势力。⑩
二、发展人类学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的可持续性是发展人类学研究重点之一。二战后，旅游业在世界上蓬勃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旅游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如云南省在中国首先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把旅游业发展成云南支柱产业的目标。2006年，云南省共接待国内游客7721.3万人次，国外游客394.4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人民币499.78亿元。(11)
人类学对旅游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3年，人类学者Nu
人类学在评估大规模旅游（mass tourism）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时，常常认为旅游业会带来负面影响。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道挑战旅游业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假说，认为是经济学家们把“旅游当作发展的最好策略”。(14)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家们就认为旅游业并不是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经济问题的良药；(15) 旅游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性旅游；(16) 旅游业中断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使当地社会依赖外面的世界；(17) 旅游业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18) 从事旅游业的私人企业把利润转移到发达国家；(19) 旅游业导致当地社区阶层分化越来越大；(20) 旅游业引起的传统文化的消失引起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不满；(21) 旅游业甚至被描绘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22) 新殖民主义的先锋，(23)“全球法西斯”。(24)
近年来，许多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赞同或支持发展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或生态旅游（ecotourism），以替代大规模旅游，他们认为尽管这两种旅游方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相对来说，他们是破坏性较小、可持续性较高的旅游发展形式。文化旅游特别强调利用文化因素来吸引游客，这些因素可以是物质的，如博物馆、历史遗址、传统建筑和手工艺品等；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如宗教活动、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吸引游客去体验和探索自己不熟悉的其他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宗教传统、文化遗产等文化内涵。实际上，文化旅游越来越同所谓“奇异”和“原始”文化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诱使人们去参观访问这些社会。(25) 文化旅游每年增长率为10％到15％，占旅游市场的五分之一。(2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报告指出文化旅游“有正面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它建构和强化身份，帮助树立形象，帮助保护文化和历史传统。以文化为工具，它促进人们间的和谐和理解。它支持文化，并使旅游业得到复兴。”(27) 但也有学者认为文化旅游并不是医治大规模旅游的弊病的万能药，许多大规模旅游的负面影响也出现在文化旅游发展地区。除此外，为吸引游客，使文化商品化，这给文化旅游带来新问题，如文化真实的问题。(28)
生态旅游被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定义为到保护环境并改善当地人福利的自然地区去负责任地旅游。(29) 这些自然地区吸引人的是动物和生物群，(30) 也可包括一个地区的自然史和原住民文化。(31) 因此，生态旅游不仅仅是让人放松休息的旅游，它也促使游客去了解和欣赏旅游地的生态系统和原住民族的文化。保护与发展是生态旅游的主题，理想的生态旅游具有规模小并由当地人经营的特征。所以，许多人把生态旅游看成是既有利于当地经济和保护当地自然资源的一种发展战略。(32)
多数文化或生态旅游地是在不发达的、边远、贫困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往往单靠自然环境资源或文化资源，无法支撑旅游经济，文化和生态旅游协调发展才能为当地社区带来收入，提供经济发展的机会，云南的泸沽湖摩梭人文化生态旅游、南美洲秘鲁塔基雷岛旅游属于该类旅游。(33) 发展人类学特别强调开发该类旅游项目不能剥削当地居民，(34) 可持续发展和当地人参与是文化生态旅游长期发展的关键。在利润程度、所得分配和企业的控制方面，文化生态旅游都不同于大规模旅游，文化生态旅游是否能成功取决于它是否被当地社区接受并参与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和管理。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的原则是当地人、经理和“专家”（如生态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要通力合作，他们间合作的最重要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和交流沟通。(35) 有学者提出在旅游业开发中采用社区整合方法（Community Integration），它包括三个重要变量：社区意识、社区团结和社区内部及与外部的权力或控制关系，(36) 更加强调社区集体参与和维护社区多数人的利益。
欧洲自然与国家公园联盟在2002年颁布了“保护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欧洲宪章”，(37) 为从事旅游业的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和经营人员制定标准，提供指导方针，以保证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它常被发展人类学家引用。该欧洲宪章列出十项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方针：(38)
1.管理好各种影响因素；
2.为保护作贡献；
3.保护自然资源；
4.支持地方经济；
5.吸纳当地社区参与；
6.发展质量合格的旅游项目；
7.欢迎新市场；
8.制造新的工作形式；
9.鼓励环境友好的行为；
10.为其他行业提供榜样模式。
三、云南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及发展
泸沽湖位于藏彝走廊内云南与四川交界处，湖域面积50.4平方公里，湖面海拔
泸沽湖周边千百年来居住着被识别为纳西族的摩梭人、普米族、彝族、汉族，以及纳西族的其他部分，湖岸沿线有落水、里格、浪放等十余个民族村落。泸沽湖旅游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曾任落水村村长达8年的格则次若回忆说：“开放的时候，大约是1989年开始，有一些散客来，政府动员我们搞旅游业，但是旅游咋个赚钱，我们不知道嘛。客人来了，我们招待，住家里，吃在家里，坐自家的猪槽船，招待人家是应该的嘛，谁也不会收钱。当时，我对政府叫搞的旅游，怎么也搞不懂？”(40) 落水村第一家家庭旅馆是1989年时任宁蒗县旅游局局长的曹学文鼓动家里开办的，只有20个床位。这事在当地百姓和领导层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百姓中普遍害怕外来的陌生人住在摩梭家，因风俗习惯不同而引起矛盾；怕有游客因不懂规矩而冒犯禁忌，不尊重老人，或因话不同礼不同而引起有伤风化的事。(41) 但当得知他们家的年收入4万元时，全村人惊讶不已，大家也才猛然醒悟旅游业可以赚钱，纷纷效仿，开设家庭旅馆，泸沽湖的旅游业也起步了。泸沽湖的旅游业从起步到今天，经历了以下两个发展阶段：
（一）1989至2004年民间自发自主发展时期。据报道，1990年，泸沽湖正式对国内游客开放，1992年，对国外游客开放，泸沽湖进入旅游高速发展的时期，游客逐渐增加，但没有制定任何规章制度，情况混乱，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其中1991年至1993年的矛盾最为激烈，为争夺游客，摩梭人家屋间经常发生争吵，甚至打架，游客“被宰”也时有发生。(42) 为控制恶性竞争，1993年，泸沽湖落水村使划船、迁马和晚上表演集体化，成立了划船和迁马队，全村所有摩梭、普米和汉人每家都出一人参加划船或迁马队，两队的工作每周互换，划船队负责晚上的演出，收入由全队成员平分。
1995年清明节，落水村的游客人数首次超过旅馆的床位数，导致村民开始修建更大的旅馆。1998年，第一家四层楼高的宾馆建好开业。1999年，村里有50多家旅馆接待游客，有1300多张床位。2004年，落水上村居民先后在靠落水下村的湖边修建旅馆后，落水村的接待能力加倍。到2005年，全村接待游客的床位达3500张。(43) 落水村家庭旅馆急速发展，旅馆修建离湖愈来愈近，污水横流，以走婚的名义提供性服务开始泛滥，这些不仅影响了环境资源和文化的保护传承，也影响了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2004年至今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时期。
2005年初，泸沽湖环湖道路工程、里格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示范村项目工程、泸沽湖综合规划编制、落水摩梭民俗观光村恢复项目工程、泸沽湖旅游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泸沽湖旅游区垃圾处理场、国家“
与第一时期民间自发自主发展相比，政府主导下的发展可谓大手笔，可概括为“大旅游、大产业、大宏图、大保护、大规划、大勇气、大品牌、大营销、大声势、大招商、大发展、大思路”。(47)三年投资8000多万元，征用土地236亩，拆除各种违章和不协调建筑78户3.15万平方米，景区基础设施和村落面貌有了明显改观，取得明显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与2003年（接待游客25万人次，门票收入51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7500万元）相比，2007年共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旅游门票收入1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近1.8亿元。(48)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云南泸沽湖的旅游设施得到完善，沿湖村落几乎家家有旅馆，每天可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主要旅游项目有划船、骑马、跳舞和参观摩梭人民居，落水村的摩梭博物馆和湖中的扎美寺也是游人喜欢参观之地。
与文化旅游有关的规章制度也得到完善，除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颁布有关规章制度外，每村都有自己的村规，如落水村村民讨论通过的村规有：“落水村民小组村规民约”、“泸沽湖旅游饭店协会反不正当竞争公约”和“泸沽湖旅游景区酒店协会章程”。村规民约明确提出村民有义务保护摩梭母系文化和秀丽的水山，正确处理旅游业与农业的关系，严禁买卖承包的土地，出租承包土地，必须向村民小组申报批准。对旅游服务、饭店的价格和安全工作都有明确规定，以防止出现90年代初那种恶性竞争。
目前，旅游业已成为沿湖村寨的主体经济，旅游已融入它们的社会生活中，摩梭文化已成为一品牌商品，用来招揽和款待游客。以湖边最大的村落水村为例，全村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活动，它保证了一种很好的公平性与参与性。(49) 全村570人中，摩梭人270人，普米族（220人）和汉族（80人）占全村人口一半以上。外来经商和打工的人口有700多，超过村里原住人口，许多人也穿上摩梭人的服装，招徕生意。2008年4月，我们在落水村作田野调查。在采访村里的摩梭人时，询问他们对非摩梭人从事摩梭文化旅游业的态度，他们中有人认为村里原住普米族和汉族人，世世代代与他们居住在一起，已经是摩梭人，并指出许多普米族人采纳摩梭人走婚的习俗和母系大家庭制。至于经商的外地人，许多摩梭人与常年租他们房屋做生意的外地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如同一家人，而经商的外地人也为村里的摩梭人提供优惠价格。
文化生态旅游把不同族群联结在一起。在落水村，对当地居民和外来商人，我们通过随机访谈和问卷的方式，了解他们对文化生态旅游的认识以及对游客交流方式和满意程度。在我们访谈中，他们毫不忌讳谈论旅游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摩梭人也不隐瞒旅游业的发展给他们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如外来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年轻人中影响较大，给尊老爱幼的母系大家庭制度带来危机。
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我们发现最受欢迎的与游客互动方式依次为交谈、邀请游客到家做客、一起参加娱乐活动和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多数村民满意与游客打交道的经历。这和我们所观察的一致：当地居民普遍喜欢和游客交谈，有问必答；也喜欢邀请游客到祖母房参观和饮茶。在田野调查期间，我们参加了一场婚礼和葬礼，都有游客参加，并拍照，主人没有禁止。
我们的调查还表明，当地居民充分认识泸沽湖自然景观和摩梭人文化传统对旅游业的重要性，懂得如何接待游客、满足游客的需要，重视村里的环境卫生和泸沽湖的生态保护。摩梭博物馆的建立和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说明当地的摩梭人已经认识到保护和传承摩梭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摩梭文化包容性强，藏传佛教和游客带来的消费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当地精英人士的关注，认识到如何从形式到内容上保护摩梭传统文化和泸沽湖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当地文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讨论与结语
纵观云南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过程，它基本符合欧洲自然与国家公园联盟定的10条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它的管理是通过省、市、县和乡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驻地机构（如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丽江泸沽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努力完成，各级政府多次在泸沽湖召开现场会，解决各种管理问题。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是通过“八大环境整治项目”来完成；对文化的保护是通过成立“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摩梭文化博物馆”等机构，制定保护性规划，编辑研究文献和专辑来实施完成。主管部门提出“应该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好泸沽湖旅游赖以发展的一切自然生态文化资源”和“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口号。(50) 当地经济从旅游贸易（如旅游商品经销店、家庭旅馆、餐馆／茶馆／咖啡厅等）和旅游活动（如骑马、划船、跳舞等）中获益，经济得到发展，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云南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经历了自发自主和政府主导的两个发展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当地居民从观望到踊跃参与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开发出多种适合当地条件的旅游项目，如骑马、划船、摩梭家访、民族歌舞等，并接纳外来人在泸沽湖租借铺面，开辟市场。在政府主导发展的第二阶段，各级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引入创意经济的理念，打造更高层次的“泸沽湖摩梭女儿国”品牌形象，以“摩梭人母系文化为母体”，以规划建设中的“泸沽湖女儿国旅游镇为载体”，以“体验泸沽湖”为定位的创意泸沽湖旅游精品；以“人文泸沽湖”为原点构建文化产业链条：以“互动泸沽湖”连接创意产业和第三产业。(51) 具体措施包括：实施里格民族文化生态示范点项目、开发泸沽湖银湖岛度假村、完成落水摩梭民俗观光村恢复工程项目、完成《泸沽湖风景区综合规划》和泸沽湖女儿国旅游小镇等七个专业规划、出版发行《摩梭文化研究论文集》和《西部女儿国》MTV专辑等作品宣传泸沽湖的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及周边村寨的农业、畜牧业、传统手工业等行业的发展，为其他行业作出了发展榜样。
尽管政府主导下的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发展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但如果用发展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读它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有关泸沽湖女儿国旅游小镇的规划和引外来资金开发银湖岛度假村，可以发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展不足，有改进空间：
（一）发展意识。发展人类学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像殖民主义那样（尽管是以善意的面目）掠夺当地资源。(52) 有学者批判了二战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推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指出该模式继承了古典进化论思想，将发展视为进化，认为发展促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视技术进步为发展的关键部分和动力；推动市场经济的扩张和理性经纪人的培养；视传统文化为发展的障碍和对象。(53) 该模式使当地普通居民、当地传统文化和知识边缘化和矮化。发展人类学倡导自下而上的参与发展模式和在发展领域中研究本土知识，强调发展要适应于当地的自身资源／技术水平。(54) 而以“决战泸沽湖，打造女儿国”为口号的现行泸沽湖保护开发战略决策是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立足“大旅游，大产业，大宏图”，“科学规划”，“科学开发”，不够重视当地人的知识，特别是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知识。在学术界，特别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中，古典进化论思想还在流行，信奉“用市场经济打开山寨的大门”，让“落后”、“原始”或“奴隶”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无法平等对待当地普通居民，违背我国政府各民族平等的政策，难以在制订发展规划时，虚心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听取当地普通居民的呼声。
（二）社区参与。国际社会在对发展中国家长期的援助工作中认识到，扶贫援助必须要让当地社区积极参与，(55) 而许多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把旅游业当作脱贫致富重要手段。社区参与不仅仅指当地人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或给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国外学者墨菲（Murphy）早在1985年写成《旅游：社区方法》一书，阐述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和社区如何参与旅游业。他认为旅游业是个社区产业，该产业把社区作为一种资源出售，并在此过程中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故当地社区居民有权参与旅游规划和决策制定过程，他们的想法和对旅游的态度反映在规划中，从而减少他们对旅游规划的反感情绪，避免冲突，使规划能顺利实施。(56) 在旅游规划设计过程中，如何鼓励社区居民踊跃参与规划及开发过程是该旅游项目可持续性发展的首位重要因素。国际上在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辩论中，已逐渐认识到吸纳当地人参与旅游开发过程的必要性。(57) 目前，云南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由政府主导，决策过程自上而下，当地社区参与不足。在泸沽湖落水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居民不了解泸沽湖女儿国旅游小镇建成后会对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造成影响，对将要来临的竞争缺乏准备；对银湖岛度假村的开发充满怨言，但却无可奈何。有位正利用银行贷款建摩梭家庭旅馆的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如果没生意，到时就让银行把旅馆拿走，但政府的银行不会让他家睡在大街上。
（三）权力问题。赋权是人类学研究发展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如何处理发展中的权力问题主导了人类学发展研究的方向。”(58) 它与社区参与概念相连接，真正的社区参与实践至少要具备下列特征：1）详细透明的决策过程；2）高比例的社区居民参与率；3）高程度的有意义的当地参与；4）公平和有效的程序；5）高程度的当地所有权和管理权。(59) 以钱伯斯（Chambers）为主的一些发展人类学家采纳西方现代政治学权力观点，提出权力可以通过某些制度设计而实现让渡、转移和增减。(60) 而“决战泸沽湖，打造女儿国”战略决策没有涉及如何让当地居民获权参与旅游规划及管理的问题。在泸沽湖推行积极的社区参与和授权当地居民管理和控制自己的资源，这会使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开辟新路线，有助于避免在泸沽湖出现在丽江、大理等旅游景点发生的居民“置换”问题，即当地居民搬离了古城，被大量外地的经商务工者替代。(61)
（四）利益相关者。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及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运作过程，牵涉多方利益关系。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英美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管理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应追求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62) 20世纪90年代，国外旅游研究者在探讨社区及社区居民参与旅游项目、分享旅游收益、分担旅游负面影响和旅游地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现实时，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旅游领域，并用于旅游规划与管理研究。(63) 按世界旅游组织制定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和旅游行业行为规范中的定义，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包括旅游发生地和旅游目的地的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旅游开发商、旅游及相关企业、旅游企业员工、旅游地居民、旅游媒体、旅游者等等。(64) 在旅游项目开发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由矛盾、不合和冲突走向妥协是确保发展项目成功的关键。泸沽湖生态文化旅游的亮点是泸沽湖和摩梭文化，泸沽湖周边的居民和摩梭人，作为利益相关者，应分享发展带来的利益。政府在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办事要透明，要让当地居民看到自己的利益，因整体规划而遭受的损失应得到及时补偿。我们在调查时得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泸沽湖旅管会与当地社区之间，因旅游经济利益，发生多起矛盾和冲突，影响官民关系。
云南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政府主导的云南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的优势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得到保障，旅游业发展的力度和速度得到加强；不足之处是缺少真正有意义和有效的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和管理，社区无权控制和支配旅游资源，这将对云南泸沽湖文化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和当地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影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七大又把文化建设列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四大建设任务之一，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重任。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的建设”定为政府今后的工作重点。改变落后的发展意识、推动社区和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旅游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关系，是实现建设“和谐生活”、“和谐文化”、“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确保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步骤和方法。
注释：
① 杨小柳，2007，《发展研究：人类学的历程》，《社会学研究》第4期，页188－189。
② Peter D. Little, 2005,"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In Satish Kedia and John van Willigen (eds.) Applied Anthropology: Domains of Application, Westport, CT. : Praeger,页34。
③ 同①，第189页。
④ 同上。
⑤ Michael M. Horowitz, 1998,"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Encounter in the 21st Century."Development Anthropologist 16 (1-2):1 - 6。
⑥ 同①，第191页。
⑦ 同上。
⑧ 同②，第44－46页。
⑨ 同②，第47－48页。
⑩ 参阅Arjun Appadurai,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Jonathan Friedman, 2002,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Violenc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11) 云南省统计局，2007，《地方年度统计公报》，电子文件，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dfndtjgb/t20070410-402398421.htm。
(12) 彭兆荣，2008，“旅游人类学”，载《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评述：人类学》，招子明、陈刚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页257。
(13) 同，第258－259页。
(14) Amanda Stronza, 2001,"Anthropology of Tourism: Forging New Ground for Ecotourism and Other Alternativ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 页268。
(15) 参阅E. de Kadt (ed.), 1979, Tourism: Passport to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参阅M. Opperman (ed.), 1998, Sex Tourism and Prostitutions: Aspects of Leisure, Recreation, and Work. New York: Cognizant Community Corporation. 1998; Jan Jindy Pettman, 1997,"Body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x Tourism."Third World Quarterly-Journal of Emerging Areas 18 (1),页93-108。
(17) 参阅Anthony Oliver- Smith, 1989, "Tourist Development and Struggle for Local Resources Control."Human Organization 48, 345- 351; M. Mansperger, 1995,"Tourism and Culture Change in Small Scale Societies."Human Organization 54,页87-94。
(18) 参阅Martha Honey, 1999, 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o Owns Paradis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Barbara Olsen, 1997,"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Lessons from Negril, Jamaica."Human Organization 56,页285-293。
(19) 参阅M. Crick, 1989, " Repres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n, Sex, Sight, Saving, and Servility.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页307-344。
(20) 参阅Amanda Stronza, 2001,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Forging New Ground for Ecotourism And Other Alternativ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页261-283。
(21) 参阅H.M. Erisman, 1983,"Tourism and Cultural Dependency in the West Indie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0。
(22) 参阅Dennison Nash, 1996,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Kidlington, Oxford;Tarrytown, N.Y. : Pergamon。
(23) 同，第268页。
(24) D.MacCannell, 1999,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Leisure Class. New York: Schocken,页5。
(25) Gillian Mary MacDonald, 2004, Unpacking Cultural Tourism. M.A. Thesi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页28。
(26) WTO 2001,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Madrid:WTO. Electronicdocument, http: // pub.unwto.org: 81/WebRoot/Store/Shops/Infoshop/Products/1240/1240-1.pdf, accessed on July 9, 2008。
(27) 同，第14页。
(28) 同上。
(29) 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 1990, "Definition and Principles."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 //www. ecotourism.org/webmodules/webarticlesnet/templates/eco-template.aspx? articleid = 95&zoneid = 2, accessed on July 9, 2008。
(30) 参阅Donald E. Hawkins, 1994, "Ecotourism: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T. Theobald (ed.) Global Tourism: The Next Decade. Oxford: Butterworth Heinemann。
(31) 参阅Karen A. Ziffer, 1989, Ecotourism: the Uneasy Alliance. London: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32) 参阅World Ecotourism Summit- Final Report, 2002, The World Ecotourism Summit- Final Report. Madrid, Spain: World Ecotourism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33) 参阅Annelou Ypeij & Elayne Zorn, 2007,"Taquile: A Peruvian Tourist Island Struggling for Control."European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ribean Studies 82,页119-128。
(34) 参阅David Burnie, 1994, "Ecotourists to Paradise: A new breed of tourists could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preserve their natural riches instead of destroying them in a dash for economic growth."New Scientists 1994, April 16,页2323。
(35) Gillian Wallace & Andrew Russell , 2004,"Eco- Cultural Tourism as a Mea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lyMarginal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Regions." Tourist Studies 4 (3),页250。
(36) Ross E. Mitchell & Donald G. Reid, 2001,"Community Integration: Island Tourism in Peru.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8(1), 页115。
(37) Europarc Federation, 2002,"The European Charter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in Protected Areas."Electronic document,http: //www. europarc.org/European- charter.org/Fall-text.pdf.Accessed on July 7, 2008。
(38) 如Gillian Wallace & Andrew Russell,（注36），在其文中引用，页240。
(39) 岳坤，2003，《旅游与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存——以泸沽湖畔落水下村为例》，《民俗研究》第4期，页114。
(40) 苏建华，2008，《九万里风鹏正举——丽江泸沽湖旅游业发展回顾与前瞻》，《云南经济日报》
(41) 同上。
(42) 同上。
(43) Eileen Rose Walsh,2005,"From Nu Guo to Nu'er Guo- Negotiatiing Desire in the Land of the Mosuo."Modern China 10, 页13。
(44) 同。
(45) 和世民，王鹏，2008，《泸沽湖环境保护整治圆满完成》，《丽江日报》
(46) 同。
(47) 同上。
(48) 同上。
(49) 李灿金，罗明军，2003，《泸沽湖旅游开发现状及发展潜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3期，页68。
(50) 余丽君，2008，《决战泸沽湖，打造女儿国——关于贯彻落实泸沽湖保护开发战略的认识和思考》，《丽江日报》
(51) 同上。
(52) Arturo Escobar, 1991,"Anthrop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Encounter: The Making and Marketing of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American Ethnologist 18 (4), 660-661。
(53) 参阅E. Crewe & E. Harrison, 1989, Whose Development? An Ethnography of Aid.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
(54) 同①，第196－199页。
(55) 艾菊红，2007，《文化生态旅游的事情参与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云南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第4期，页52。
(56) 参阅Peter E. Murphy, 1985,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 New York: Methuen.
(57) Annelou Ypeij & Elayne Zorn (注33), 页119。
(58) 同①，第202页。
(59) Ross E. Mitchell, 2003, "Community-based Tourism: Moving from Rhetoric to Practice." E - Review of Tourism Research 1 (1),页2。
(60) 同①，第197和202页。
(61) 和少英，2008，《云南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若干问题》，中国云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少数民族区域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中国云南的经验”研讨会论文，昆明
(62) 张靖云，2007，《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综述》，《齐鲁珠坛》第5期，页14。
(63) 王维艳、林锦屏、沈琼，2007，《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整合机制——以泸沽湖景区为例》，《地理研究》第26期，页674。
(64) 曹红枝，2007，《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民俗旅游开发讨论》，《改革与战略》第23期，页113。
(65)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
【原文出处】《广西民族研究》(南宁)2009年3期第163～171页
【作者简介】陈刚，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首席教授。昆明65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