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闲暇类旅游年度花费测算的探讨（下）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2007年在安徽对全省2350户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安徽全省城镇有11%的家庭已经拥有了第二套住房，在拥有第二套住房的家庭中，64%用来出租，以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15%的家庭用来生产经营；还有一部分闲置。而在此之前，2006年10月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调查数据已经显示，北京每十户居民就有一户除了现有住房外还拥有其他住房。
    最新的数据是2011年10月新华网来自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的调查，在2011年哈尔滨市有10%城市居民家庭也已经拥有了两套住房（在此之前，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的另一资料显示的，那时哈尔滨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中，只有7户家庭拥有两套及两套以上住房）。该资料还说，“按市场价估值，平均每套住房目前价值为38.1万元”。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下，在部分居民买不起住房或居住十分拥挤的状况下，拥有两套住房的现象也同时开始在全国逐步扩展。
    关于居民的“第二套住房”的使用，在本文前面已经述及。据与部分研究者一起测估，“第二套住房”中真正的用于休闲用途的“第二住宅”，大约不到拥有“第二套住房”家庭的5%。尽管这个比例并不太大，但如放入整体去考虑，却也是个很大的数值。
    如果以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的数据，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家庭户401517330户；如以该公报城镇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9.68%来测算，则城镇居民约为199473万户。如果以哈尔滨2011年的抽样数值为参考，设定10%拥有第二套住房的家庭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居民（姑且设定为拥有第二套住房家庭中的3%）的家庭拥有“第二住宅”，那么拥有“第二住宅”的城镇家庭仍然达到了598万户（即199473万户×0.003）。如果将这种休闲使用的“第二住宅”以二三线旅游城市2011年房价尚未上涨时的价格作参照，每套估价35万元，再以产权70年折算，姑且不计装修、家具和家用电器等费用，也略去房屋维修和物业费用，那么拥有者家庭也仍需每年平摊5千元的房屋购置费。如此算来，“第二住宅”拥有者家庭每年所摊的为了准备休闲的房屋购置费，全国全年也达到了299亿元人民币。
    这个估算数据，虽然可能与此一内容的实际数值还是有很大距离，但是作为一种思路，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居民休闲的支出状况，也许仍然不失其探索性的价值。
    三、对出境闲暇类旅游花费的估算
    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国内居民出境人数为7025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为6412万人次，占出境人数的91.3%。
    一些相关资料还明确显示，我国因私出境的旅游者，绝大多数均以观光游览和探亲访友为主要目的；而因公出境旅行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公家的事务。如果对应着世界旅游组织关于旅游目的的类别划分，那么因私旅游的主体就是个人的“闲暇类旅游”，而因公出差的主体也就是“事务类旅游”。虽然出境旅游中一些“公”“私”活动难免有不少交叉，在没有别的数据可以参照修正的情况下，不妨将因私出境中的少数非休闲出行与非因私出境旅游中的少数“公费旅游”对冲。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所以上述公报中显示的因私出境的6412万人次，增长的24.5%，便可以在总体上视同为2011年出境闲暇类旅游的人数和增长率。
    至于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花费，因为没有统计部门的正式数据，所以对此只好作一个尽可能的有据可依的估算。在《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的《2010年中国居民闲暇类旅游分析》中，撰稿人曾参照世界旅游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有关数据（世界旅游组织的预计，2010年中国游客的境外旅游花费为549亿美元；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预测是出境旅游消费480亿美元），提出了如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预测进行估算，则2010年我国因私出境花费为457.84亿美元（以当年因私出境占出境人数的89.8%计算），大体相当于人民币3106.81亿元（以2010年7月1日中国银行人民币外汇牌价基准价678.58折算）。在课题研究时，基于当时世界旅游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对2011年的预测尚未得出，故而采用了以2010年为基数来进行新的测算的办法。一是将2011年因私出境旅游者人数的增幅考虑进去，二是将出境旅游者可能出现的消费能力的提升考虑进去。为了不使问题的讨论过于繁复，故暂且将经济学研究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和“吉芬商品”效应视为两个正好对冲的因素。
    因为我国一直没有出境旅游消费状况的正式统计数，也没有出境旅游消费的增长趋势的数据可以参照，所以在对2011年的出境闲暇类旅游花费进行估算时，只好暂且借助中国居民国内旅游的增长数据作参照。此前，中国居民国内旅游的统计数显示，在正常的年景，旅游者的花费增幅往往都比旅游人数的增幅要高一些。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旅游消费总量必然随着游人总量的增长而增长，另一个原因是物价的升高和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高。如果对此前多年中国居民国内旅游的年度增长进行一次回顾，则可以发现，旅游者的花费增幅与出游人数增幅的差距，大致都处在年度物价平均涨幅和消费者收入平均增幅之间（虽然经济学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揭示了居民消费增长并不与其收入增长同步的趋势，但是“吉芬商品”效应却又揭示着某些商品在价格上升时购买反而增加的现象，所以我们这里暂且将其视为两种互相冲销的因素而不多作考虑）。如果以此作为参照，则2011年中国居民出境闲暇类旅游的花费应该大致在4076.85亿元人民币(即3106.81亿元×1.245×1.054)和4192.89亿元人民币(即3106.81亿元×1.245×1.084)之间。如果取上面两数的中间数，则大致为4125亿元人民币（如以2011年7月1日中国银行人民币外汇牌价中间价646.85折算，则为637.7亿美元）。前面计算花费时括号里的乘数，1.245所依据的0.245，是前面述及的2011年出境闲暇类旅游人数的增幅；乘数1.054所依据的0.054，是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2011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的平均涨幅；乘数1.084所依据的0.084，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幅。
    虽然后来有资料显示，世界旅游组织估计中国游客2011年在海外的旅游消费已经达到了720亿美元，中国旅游研究院对2011年中国出境旅游花费的预计也达到了698亿美元，但是两机构估算中突然出现的31.15%或41.67%的年度同比增幅是如何产生的，也许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在没有得到有关详细资料之前，还不敢贸然采纳或对此前已有的估算进行修正。
    四、出境闲暇类旅游与国内闲暇类旅游数据的加总
    有了以上的测算和估算，2011年中国居民闲暇类旅游的数据就可以得出了。这里，如将根据国内旅游分析得出的国内闲暇类旅游的人数与花费，加上正式统计尚未涉及的自驾游花费的估算数，加上正式统计尚未涉及休闲使用的“第二住宅”的年度购置成本的估算数，再加上出境闲暇类旅游的人数与花费，则2011年中国居民闲暇类旅游的总人数为23.17亿人次（22.53亿人次+0.64亿人次），闲暇类旅游的总花费约为20837.69亿元人民币（即16200.54亿元+213.15亿元+299亿元+4125亿元）。
    我们认为，为了认识我国居民休闲消费的现状，对目前我国闲暇类旅游的花费状况进行一些补充方法的测估，是推动有关统计更趋完善的一个有益的探索。
    此前媒体在报道《2012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时还曾经写道，“2011年我国居民国内闲暇类旅游的总花费已达16200.54亿元，相当于我国居民休闲花费核心部分消费28568亿元的56.70%”。
    而这个“核心部分消费28568亿元”，其实在《2012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的主报告中已经说明了，那只是按照“窄口径”统计的“我国居民休闲消费中的最核心部分”。其中除了从国内旅游已有统计中析出的国内闲暇类旅游的花费外，本文前面所述及的对国内闲暇类旅游花费的补充统计和出境闲暇类旅游的花费等均未及计算在内。如果用本文前面加总的全国闲暇类旅游总花费的20837.69亿元人民币替换窄口径统计的16200.54亿元，那么2011年我国居民休闲的花费规模则应修正为33205亿元人民币；如果这样，闲暇类旅游的花费比重也上升为了62.75%，已大致接近于全国居民休闲总花费的2/3。由此也不难看出我国进一步优化旅游供给的必要，以及当前编制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