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最大似然法进行因素萃取,并以Varimax法进行因素转轴,因素分析结果如表3。从表3可知本研究共萃取9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累积解释为变异量60.06%。根据Hair、Anderson、Tatham及Black指出,由于因素分析的目的在于以少数几个因素,以能解释原有变量的变异量,因此,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决定保留的因素所能解释的变异量以能达到95%为宜,至于社会科学则以达到60%为宜[12]。本研究因素分析解释总变异量共解释60.06%,达到了保留因素所能解释变异量的要求。根据每个因素所含项目的意思,九个因素分别命名为社会收益、社会成本、文化收益、自然保护、经济期望、旅游支持、社区满意度、社区议题、经济收益。
(五)社区领导与普通农村居民旅游感知的差异分析
由表4可知,社区领导与普通农村居民在旅游感知的社会成本、自然保护两个维度有显著差异。普通农村居民对旅游发展社会成本的感知显著高于比社区领导,同时在自然保护方面,普通农村居民也比社区领导明显更强调自然保护。其他方面尽管社区领导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收益、文化收益、经济期望、社区议题的感知高于普通农村居民,但是差异不显著。另外普通农村居民也比社区领导更关注经济收益、更支持旅游业,但是也没有达到显著差异的程度。
在社会成本方面之所以非村委会居民比村委会居民更关注社会成本,可能的解释有二:一是由于村委会成员经常参加镇上召开的各种旅游发展的会议,通过各级领导讲话对发展旅游业给社区带来的各种影响,尤其是正面影响了解得比非村委会居民更多更详细,因此也增加了其发展旅游业改变山区社会经济的期望,提高了其通过发展旅游业获取收益的信心与预期;而普通居民对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各种影响缺少了解,初步涉入旅游业不免带有恐惧担心的成分存在,所以更多地强调发展旅游业可能会产生的各种社会成本。二是立足点不同,地方上的各级基层组织面临着发展当地经济,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紧迫任务,天堂寨山区没有矿产资源,而山区自然环境优美,素有“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之美誉,所以借助天堂寨优势的自然环境资源发展旅游业就成为当地各级政府组织首要的选择。这种选择既符合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政策,又与山区农业产出减少,农民多外出打工的山区经济带来了新鲜的选择。所以,各级政府组织包括村委会都首先看到了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各种正面影响,而对各种可能的社会成本即使注意到也不会过于关注,甚至面临旅游业带来的可能的巨大经济收益,即使存在社会成本也在所不惜。这一点已经为孙九霞在阳朔社区旅游发展案例中所证实[5]。
在自然保护方面,非村委会成员之所以比村委会成员显著多地强调发展旅游的自然保护,原因在于当地农民已经亲自目睹了发展旅游业后大量满载旅游者的旅游车辆涌入天堂寨,也目睹了旅游者不注意保护自然,随地乱扔垃圾的不良现象,访谈中当地村民比较代表性的说法有:“山上也有污染,塑料袋易拉罐到处扔”、“一些原始的东西遭到破坏,山上树木乱砍乱伐,植物动物遭到破坏”等,直接证实了问卷的调查结果。
非村委会成员之所以比村委会成员显著多地强调发展旅游的自然保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天堂寨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仍旧很少,大量的社区居民仍旧沿袭“靠山吃山”传统山区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就是依靠山区的林业发展特色山区中药材。山区自然环境是当地社区居民安身立命赖以生存的场所,所以他们较为关注自然保护。还有就是天堂寨自从发展旅游业后当地政府在加强自然保护方面采取了大量的奖惩措施,进行了大量广泛深入卓有成效的社区宣传工作,所以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发展旅游业后加强自然保护工作也是广大社区居民首先想到与关注的问题。各级村委会成员面临发展旅游业后带来的巨大潜在收益机会,可能更多的是强调旅游业带来的正面影响与经济收益,即使目睹了旅游业可能产生破坏自然环境的问题,似乎并未像普通社区的居民那样反应明显。
旅游感知的其他维度,尽管社区领导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收益、文化收益、经济期望、社区议题的感知高于普通农村居民,只是差异不显著;普通农村居民比社区领导更关注经济收益、更支持旅游业,但是也没有达到显著差异的程度。尽管差异不显著亦值得注意,正如前面所述社区领导通过参加县镇举办的各种会议,旅游发展对天堂寨带来各种收益对社区领导来说已经深入人心。这方面的信息要比普通居民接触的多也更详细,所以社区领导比普通农村居民更关注旅游发展产生的各种潜在收益以及解决诸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就业、创造工作岗位等各种社区议题的巨大潜力。普通农村居民就业方式以当地务农与外出打工为主,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由于政府的各种旅游宣传只停留在旅游发展带来经济收益,所以比较支持发展旅游业。
三、结论与讨论
景区周边农村社区是旅游影响的主要接受者与承载者,研究社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感知的差异,对于社区旅游影响教育与宣传以及针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政策制定都有着指导意义。本文研究发现,天堂寨景区周边农村社区领导与普通居民两个基本的社区利益群体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在社会成本与自然保护两个维度方面有显著差异。具体为普通居民与社区领导更关注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感本,更强调旅游发展后的自然环境保护。社区领导比普通居民更关注旅游发展带来的各种收益以及对解决社区议题的巨大潜力,对旅游发展经济期望值比较高。普通居民更多地关注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所以更多支持旅游发展。之所以存在这种结果,第一个原因是天堂寨景区是一个成长型的旅游景区,尽管开发较早但是大规模快速发展是从2000年开始起步的。周边农村社区对发展旅游带来的各种收益,改变社区重大议题的潜力期望值很高。第二个原因就是天堂寨镇政府对旅游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前期宣传与环境教育,调动了周边农村基层组织发展旅游的积极性,村领导看到了旅游发展改变农村贫困的巨大潜力,居民普遍关注自然环境保护,对旅游发展支持度比较高。
理论蕴涵方面,本文实证地说明了即使是旅游发展初期,旅游地农村社区也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社区,社区领导与普通居民是社区中两个基本利益群体,二者对社区旅游发展的影响感知有显著差异。社区领导并不能完全代表普通社区居民,所以在社区旅游规划中不能仅仅引入并且咨询社区领导这个群体对旅游发展的利益诉求,还要听听普通社区居民这个主要利益群体的旅游发展意见,毕竟普通居民才是社区旅游发展的主体与旅游影响的承载者。同时也实证性反驳了天真地认为社区领导是社区利益代言人[13]的错误认识,进一步证实了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愈来愈是一个多元化的权力空间[14]的观点,未来研究中还要识别出更细微的社区利益群体,引入更多的社区旅游的利益相关者以共同推动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蕴涵方面,基于本研究发现,在社区旅游教育与政策制定方面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提高完善:第一,对当地农村居民开展全面的社区旅游影响教育,适当介绍旅游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增加居民对旅游发展的全面了解,降低居民旅游发展的过高期望值,对于防范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急剧转变到“冷漠”、“愤怒”阶段起到预先的“缓冲”作用。第二,加强旅游环境教育与预警教育,增加居民对景区环境保护政策与规定的认知了解程度,引导农村居民自觉参与到旅游地环境保护中来;第三,加大目的地社区旅游参与研究,重点研究目的地社区旅游参与的方式与参与机制,围绕旅游业构建社区旅游经济产业链,鼓励当地旅游企业立足于当地采购食品与各种原材料,真正把旅游发展产生的各种收益传达到当地社区居民中来,让旅游发展的各种收益名至实归。
作者简介:韩国圣(1975-),男,山东嘉祥人,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区旅游研究,E-mail:hanguosheng@sdu.edu.cn;李辉(1978-),女,辽宁抚顺人,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朱峰(1974-),女,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区旅游研究。
通讯作者:黄跃雯(1961-),男,台湾彰化人,世新大学管理学院观光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家公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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