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与刻写：乡村旅游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

摘要：乡村经历了从审美艺术的想像到理性化研讨的过程，但并没有脱离对乡村所代表的传统、原真的想像情结。当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主动迎合城里人的想像而造成了一种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刻写状态。对待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要采取一种“好古厚今”的态度，尊重各民族的特色与传统，同时也要尊重文化变迁的常态和趋势，使少数民族村民们生活在生活的真实与变迁之中。
    关键词：乡村旅游；少数民族；文化变迁

一、遥远的少数民族乡村
    对于古代的文人墨客、时下的城里人，乡村景观应该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乡村的生活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步入乡村映入眼帘的应该是“原生态的歌声、原始的舞蹈、古风犹存的衣服头饰、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和延绵千年的生活方式……”
    千百年来，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艺术的对象而得以呈现，并以文字的形式得以流传，是以艺术化的乡村形态存在，是异于乡村人生活和自我感受的那个空间。韦勒克和沃伦说：“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1]“乡村世界”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个与经验世界所不同的想像世界。
    随着西学传入我国，乡村逐渐从一个艺术化的概念向一个理性化的概念转变。乡村亦更加“遥远”的，并开始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与城市相异的地方，而是一个与城市相对立的地方；乡村以及乡村的人、物成为了落后的、传统的，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在启蒙话语下乡村成为了封建的、需要被破坏、改造与消灭的对象。乡村、乡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乡村与乡民开始披上了在文明发展程度上、历史发展阶段上均落后于城市、城里人的“话语”外套；至此，理性、科学的话语形象取代了艺术性的乡村话语形象。站在远方的建构者成功地实施了建构，这个过程却使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更加遥远的他乡。这种想像心态、对乡村的回忆与认知进程深深地影响了当下少数民族乡村的文化进程、生活方式与旅游开发。
    费孝通先生曾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如今少数民族乡村似乎比中东部的汉族乡村要更名副其实，少数民族乡村更具“土气”和历史的味道。“当外面的人们以一种猎奇的心理和看野蛮和蒙昧的不良居心来我们这片圣地‘观光’时，我们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是的，我们需要外面的世界了解我们……我们拒绝他们用异样的目光和居高临下的俯视来‘同情’和‘施舍’”[3]。当下不容忽视的是，城里人到少数民族村寨去旅游，多怀拽着“猎奇”的心态去看新鲜和土气，看与城里的生活、中东部的生活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也是当下少数民族乡村旅游热的重要原因。
    2011年7月笔者一行在贵州镇山村、偏颇乡、西江苗寨、郎德上寨、肇兴村、堂安寨、岜沙村等7个旅游村寨开展以“乡村旅游与社区发展”为主题的社会调查，历时半个月，共收集有效调查问卷1039份，访谈137个。此7地均属贵州民族旅游开发较早或较为成熟的乡村，特别是郎德与肇兴，均在20世纪末开始民族乡村旅游开发，其中郎德、西江也是贵州较为著名的少数民族乡村旅游景点。如今旅游业成为了这几个乡村的主要新兴行业，旅游收入成为了大部分村寨的主要收入来源，现代旅游事业也给以上7地外貌和村民的生活方式、文化表现形式等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2011年1-6月，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接待游客达74.7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7亿元，成为雷山旅游业发展的龙头；郎德上寨被称为“中国民间歌舞艺术之乡”“全国百座露天博物馆”和“芦笙之乡”，郎德上寨古建筑群被列为我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点之一；肇兴在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主办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国最美六大古镇古村之一，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这些村寨近几年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城市旅游者到此来观赏民族传统，另一方面也保留与创造了很多传统景观，即少数民族旅游管理与开发部门也主动迎合这种“被想像”的心态，主动地刻写“土气”和“与众不同”，以迎合城里人对其民族和生活方式的想像。正是这种想像与刻写双重作用下少数民族及其乡村的呈现方式再次发生了改变。
    三、想像与刻写的互生
    在调查期间，笔者发现，以上地区均不同程度的在向外界或城里人展示其传统的民族性的生活部分，主要是服饰、舞蹈、房屋建筑等可视层面。村民们在主动保留或尝试着放弃他们的可视性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存在着旅游开发与管理部门为了显示其民族特色，特别是城里人对其民族与众不同之处的“想像”与回忆，要求或强迫村民们保留或展示其民族特色和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所有的人相互认识的方式，是通过让对方描述，通过作描述，通过相信或不相信有关对方过去和身分的故事”[4]18。由于我们国家积极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宣传，55个少数民族的确认另一种意义上就是认可与尊重了其他异于汉族和汉族生活的另外55个民族生活特色。民族乡村旅游就是通过去感知他们的历史而实地欣赏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化特色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城里人对异乡他族过去和身份的想像与传统记忆的体验。然而正如康纳顿所言：“回忆被当成文化活动而非个人活动的时候，它容易被看成是对一个文化传统的回忆；反过来，这种传统也容易被想成是某种刻写的东西。”[4]5在当下的少数民族乡村旅游过程中，就出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生活方式被刻写的梦魇。以下将通过民族服装、头饰、由传统的吊脚楼到半木楼半楼房、吹芦笙等可视性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来探讨想像与刻写的问题。
    衣服、头饰似乎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重要的可视性区别之一，传统的衣服、头饰是少数民族身份的重要表征。然而，城里人希望看到传统的衣服、头饰时，少数民族村民却开始将之放弃。芭沙苗人以“最后一个持枪部落”和“镰刀剃头”，现代发型无疑会对城里人对这两种“想像的传统记忆”造成巨大冲击。在衣服方面，年轻村民们也越来越倾向于现代服装而不是民族服装，比如布依族的B说道：“我们家都是穿汉族的衣服，以前穿那个衣服（布依族服饰）很麻烦，要包那个头嘛，这个很麻烦，就不穿了，穿汉服。”不仅是头饰影响了衣服着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衣服要做很久的，一年就这个时候（夏季）做衣服，农历六月份开始。有种植物泡在水里，这时候天气很热，放点米酒，水就变成蓝色了，把自己织的布泡到染料里，过些天取出来晒干，完了后还得弄好多其他的，这段时间手都是蓝色的，都是染料染的，做一套衣服一般的2个多月。由于是土方法染的，天热了，这种衣服穿着很不好，一出门衣服上的颜色都跟着汗掉，身上也沾着蓝色”。民族服装制作程序复杂，更致命的是热天穿着掉色，相比之下，现代服装就具有明显的优势。如今西江、岜沙等地的旅游开发部门与村委会只能鼓励村民们穿民族服装、保留头饰，除了老年人在延续以往的生活样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明显了告别了民族服装与头饰，告别了城里人对其的想像。
    另一方面，城里人的想像是有时空限制的，对服装与头饰的想像局限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由于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村民进入城市，为了避免城里人的异样眼光和对其“传统=野蛮”的想像，少数民族村民们也主动放弃了民族服装与头饰。岜沙的A说道：“像我们出去打工的人就没有留那种头饰了，留那种笑都要被笑死的，人家就会说怎么留这种头发呢？像我的崽在学校也不好留这种头饰，同学们笑他，觉得土，像野孩子。”
    外地人对传统建筑的想像也造成了旅游管理局对村民的生活进行了想像化的刻写。这方面西江与郎德上寨进行得最为明显，西江的D说：“我们这边搞了田园风光建设，就是为了让城里来的人看，但我们这里一点好处、收入都没有，从2009年（开始）县里规定不准起新房子。我们这边田地都要留着，自己家的田都不让自己起房子。现在人多了，老房子根本住不了，有的人家儿子结婚了，因为没有地建新房子，全部都挤在一个房子里，根本没有土地建房子。搞得现在村里有2户在隔壁村买的土地，没有办法啦，这边根本不让起房子。”“我们自己家的老房子根本住不得人了，我前些年建了一栋楼房，现在非要我在外面包一层木板，要多花几千块，还要油一层油漆”。“现在的房子是政府强制刷成黑的，不过下面还是有2家就是不刷，因为他们上面有人，村里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一般人老百姓哪敢啊，让刷还不是就刷了”。为了鼓励村民们居住传统木房子，西江旅游管理局还专门制定了每年根据木房子的历史年代进行一次旅游收入分红的办法，但也同样因为村民新建房屋而发生了暴力冲突事件。村民E更是一语道出了城里人的想像和刻写与村民们的实际生活之间的冲突之处。E说：“我们村建房子都喜欢新露露（当地方言，意为新的）的，不喜欢黑溜溜的、旧的，但是你们游客看的时刻喜欢看旧的，住的时候又喜欢新的，要设备高档的，没有人喜欢住旧的。”城里人不仅想像着旧的、传统的建筑，更想像着少数民族应该是居住在这旧的、传统的吊脚楼里面，不仅是高楼大厦应该是城里的景观，连砖制板房也都应该在非民族地区看到。这种想像与刻写无疑就把少数民族定格到非现代景观之中去了，少数民族仍然被建构到传统、土气的格局之中，定格在想像之中的过去。
    芦笙节是苗族、侗族等民族的重要节日，吹芦笙是村民们的重要娱乐方式。虽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4]5，然而，历史的重构也往往不依赖社会记忆。“以前播种子不能吹芦笙，就是过年、过芦笙节的时候才能吹，我们村（郎德上寨）是首先打破这个习惯的，有20多年了。因为游客不分时候的来，他们来了我们就要吹芦笙、敲大鼓。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闹得很凶，好多人到我家来找我公公（时任村支书），说‘如果2013年我的庄稼收不好，就找你’，公公没办法，找老人开了几天会，决定试一下，继续吹。上面领导来看，承诺说2013年收成不好，就由上面承包的欠收的部分。后来发现稻谷长得还好，收成时也没问题，那年收成特别好，老百姓发现没有事情，以后就不管这个了，芦笙只要有客人来就可以吹，现在吹芦笙成为了迎宾礼的亮点”。本来在苗族和侗族的传统习惯里，只能在过年和芦笙节时吹芦笙，但由于芦笙是这些民族的特色，为了迎合城里人对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完整想像，芦笙最终随时随地都可以吹奏。如同打糍粑一样，本来在苗族习俗中，打糍粑只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打一次，若在西江违反这个规定是要受到民约“四个一百二”（即罚120斤米，120米酒，120斤菜，120肉）的惩罚，现在搞旅游了，就什么时候都能打了“。如今的城里人来到西江，以为吹芦笙和打糍粑是这些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其实这个想像却并没有历史基础。
    “一个村子非正式地为自己建构起一段绵延的社区史：在这个历史中，每个人都在描绘，每个人都在被描绘，描绘的行为从不中断。日常生活几乎没有给自我表现留下什么余地，因为个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记忆与共”[4]14。民族乡村的个人分享了自己民族和乡村的历史与文化，成为了历史的天然描绘者，但由于超越于历史的想像与刻写，个人的日常生活均被重新描绘，民族及乡村的历史与传统跃出了历史和生活的边界、古与今的范围，这段民族及乡村的历史不是在绵延中传承，而是在转折中断裂与剧变。
    四、文化的原真性与想像
    “原真性”（Authenticity）一词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有“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原初的”（original）涵义，原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性。在英文辞书的释义中，“authen-ticity”有“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种含义。英国文化遗产专家DavidLowenthal认为，“Authenticity”表示与“虚伪”（false）相对应的“真正”（true），与“伪造”（fake）相对应的“真实”（real），与“复制”（copy）相对应的表示“原作”（original），与“欺骗”（corrupt）相对应的“诚实”（honest），与“世俗”（profane）相对应的“神圣”（sacred）[5]。在当下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中，城里人往往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就等于其特色和与众不同，不同于现代都市生活和汉族农村生活之处，这是一种内含着不自觉的想像性的原真性。
    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这样描写一位当代旅游者一次典型的日本远足，“那是一次十足的符号旅行，筷子--鞠躬--弹球戏--车站--汤水与薄片--没有中心的菜肴……”[6]，旅游者们就是在这些的符号系列中漂流，并且满足于享受这些异质符号并陶醉其中，贵州的民族旅游也无不是在侗族鼓楼、芦笙、苗银、苗绣、吊脚楼中流转。“旅游者关注传统，为过去的文明遗迹所吸引，并不是要完全重复过去的故事，或是认真地想了解遗迹背后的真实内涵，他们对于传统的兴味大多在于它们给当代生活提供了饶有趣味的‘新’符号，依此可与现代文化符号相参照”[7]。如此的旅行过程通常是一种把想像、分类付诸于少数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实践，同时亦是欣赏少数民族自在的或旅游开发部门有意刻写的种种可视性异文化表征的过程。
    如今的芦笙节、迎宾礼、苗绣、吊脚楼等可视性形式都已然不同于半个世纪前的样式，甚至还出现了多个民族互借传统的情况，当下城里人看到的传统是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民族传统，是强行分类后的地方传统。这些传统民族服装、头饰、乐器、娱乐形式等普遍成了城里人的“拍照”“欣赏”的文化表像，甚至将少数民族村民们禁锢在国家边陲，并被付诸“世外桃源”的想像，似乎只有如此才能使这些传统定格在原真性之中。旅游开发的推进，这些原本处于现代文化边陲的少数民族文化加强了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少数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们开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或使用现代生活方式，但原真性的想像、传统与现代的分类却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他们与现代文化的交流和自身全面的发展。
    然而，出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民族旅游开发、文化殖民主义、艺术审美等原因的考虑，当下的一些人类学者、旅游者、民族旅游开发部门等群体更是普遍站在“保持传统民族文化原真性”的立场上，特别是“知识”与“权力”结合而产生的学者话语，更使“原真性”问题蒙上了一层道德正义，民族发展、生活形式变迁等反而增添了非道德的意味。
    五、文化变迁中的“好古厚今”
    社会发展与变迁本是常态，然而当下少数民族旅游却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即来自社会飞快变迁的城里人回忆、想像另一个遥远的静态、原真之乡，并希望描绘与观赏一个“落后、传统”的历史化现状。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旅游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旅游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与传承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不能否认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是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的，是一个进程，而非一个恒定的结果与结构，恒常状态的文化变迁是一个辩证过程。“一方面变迁中必然有某种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否则就是文化的断裂或消亡；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连续中必然产生变迁，否则这种文化也由于无法应付环境的挑战而窒息了自身的生命力”[8]。
    如今，由于伴随着城里人对少数民族传统及其生活、文化的想像而兴起的民族旅游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旅游开发与管理部门，甚至是村委会和部分经济能人，主动地固化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或者有意地改变日常生活习惯而创造文化形式，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一种向“原真”回归的刻写状态。这种刻写化的文明传统，一方面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进程，另一发面也改变了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互动，窒息了少数民族人民对更舒适、方便生活形式的追求。通过城里人、旅游开发管理部门、部分乡村能人的共谋而产生一种文化进程中的“博物馆情结”。此情结由于“过分好古”而或主动或被动的抛弃“今天”，抛弃现代文明，以致忽略了文化发展变迁的恒常状态，忽略的人的真正发展和进步，忘却了文明的发展也有一个相对的标准和常态，从而使少数民族成为生活在异度时空中的“被观赏者”。
    费孝通面对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变迁，他想到“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9]21。我们对社会变迁不能割裂的对待，走到了“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两者的极端，要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好古厚今”，既要尊重传统文化对身份认同、生活延续与民族生存的核心意义，也要考虑到当下民族融合、文化传播与涵化的宏大社会背景，同时也要尊重文化变迁的常态和趋势，而不是依托想像与强力擅自改变其变迁之路，在文明进程普遍加快的现代化背景下而要求少数民族文明向原真性回归。
    一些人类学者、旅游者偏好于传统社会、民族地区，然而也不可一味沉溺于传统的价值的想像和原真性的追求之中，特别是对其研究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的想像而忽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不可假定经验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从而“让历史变得毫无意义，使情感成为理智的影子，用我们所有人内在的‘野性思维’，取代了特定的丛林中特定的野蛮人所特有的思维”[10]。当下要在“好古”的同时，也要“厚今”，尊重当下的文化变迁之态和社会文化现状，不能一味站在“遥远的少数民族”去想像并刻写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传统，将其归类于现代之外。要积极地如费孝通先生当年希望“建立一门研究人的科学以及在使一切文明之间真正的合作上分担他那沉重的负担”[9]1，分担着“文化自觉”的重担，尊重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变迁趋势，而非将少数民族一味的定格在“想像式的异邦”，尊重民族的文化变迁和民族的发展，学者如此，旅游者、旅游开发部门亦当如此。
    参考文献：
    [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5.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
    [3]杨建忠.给外人一个完整的苗族形象[EB/OL].[2011-04-28].http：//www.3miao.net/8248/viewspace-43506.html.
    [4]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DavidLowenthal，Authenticity：RockofFaithorQuicksandQuagmire，TheGettyConservationInstitute，http：//www.getty.edu.
    [6]罗兰·巴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8.
    [7]蒋原伦.传统的界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19.
    [8]肖青.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353.
    [9]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