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关于新疆文化建设的对话

    姑丽娜尔·吾甫力：包括我们老师都习惯了，领导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说就不做。所以喀什虽然有一所高校，但是难以出现有社会影响力的知名著作和知名学者。
    王立胜：您就是研究新疆、研究喀什的知名学者。您的许多著作我都读过。如果喀什大学能够如期建立起来，利用喀什大学这个平台，喀什大学责无旁贷应该承担研究喀什的责任，您就会成为喀什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姑丽娜尔·吾甫力：很遗憾，有些时候我的情况很像“墙里开花墙外香”。
    王立胜：姑丽娜尔教授您是喀什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喀什学界的领军人物！
    姑丽娜尔·吾甫力：谢谢您的鼓励！这个我确实不敢当。我只是做了一个喀什人份内的事。我还应该做得更努力才对。也是因为现在喀什固有的传统，一些惰性也在影响我，做得也很难。
    王立胜：还有一项急需要研究的东西，就是目前喀什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作为情绪，对于某些事情，一个人的情绪也许并不重要，但是一种情绪如果累积或者形成社会情绪，那就很重要了。社会情绪根源于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根源于社会群体对社会事实的心理反应。如果社会群体都对某件社会事实产生相同的心理反应，那就表明社会心态的具体生成。这种社会心态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语言中有所公开反映，那就意味着一种社会情绪的形成，社会群体如果都有这种情绪表现，那么，这种社会情绪就有向某种社会行为转化的可能性，只是需要一个时机或者契机了。像2013年和田“6?28”群体聚集闹事案件、阿克苏“8?08”聚众打砸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几百人瞬间集合起来，绝对不是一时的问题，一定有一个情绪积累的问题。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某个关键时刻，只要有人一起哄，这种社会情绪立刻会转变为社会行动。所以，我认为新疆维稳，要切实加强社会情绪的研究，要加强社会情绪向社会行动转化的调控。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教民都是敌人，但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在某种事情的引诱和刺激下，在特定的场合下，一般的民众特别是教民，会产生难以自控的过激反应。这就是说，真正的敌人是少数的，但这些少数的敌人可以利用某种工具比如宗教刺激这种社会情绪进而调动群众参与集体行动。在新疆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认真分析社会存在、社会心态、社会情绪这几个重要事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握住这几个相关项在实践中的耦合点。利用其中的客观规律来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通过认真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参与“7?5”事件的人，并不天生就是恐怖分子。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三派，我们要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激励左派，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些大多数人都是被极少数人利诱蛊惑参加活动。在新疆的现代化实践中，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都是连为一体的，但这些问题的激化和爆发，一定会首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情绪，沉淀为一定的社会心态。社会稳定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这种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的把握和控制。尤其是要关注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复杂关系。有些研究者恰恰是忽略了民族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宗教因素。比如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胡鞍钢、胡联合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问题，我们且不说这种设计具体细节问题，其中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这个设计抛开了宗教的社会背景，单纯就民族问题论民族问题。就凭这一点来说，其可行性就已经大打折扣。
    姑丽娜尔·吾甫力：关于胡鞍钢的理论，从我的理解来说，就是对少数民族现状了解得不够、对中国的伊斯兰教文化现状了解得不够。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自己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我们现在把宗教问题太放大了？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一个民族的正常生活的话，信教群众有宗教生活，但也有世俗生活。如信教群众做5次“奶麻孜”，参加正常宗教活动以外，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吃穿住行，参加娱乐，有正常的婚丧嫁娶，结婚生子，与我们没有区别。他们要培养孩子，参加社会活动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信教群众似乎是一个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另类的特殊群体，他们一天24小时除了宗教生活之外没有任何生活。这样对信教群众的想象，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影响了内地各民族对新疆的认知，更强化了信教群众对自我认知的固化。一提到宗教生活似乎就是一个群体内部的事务，外部人无法了解也不能提及，否则就会伤害他们的情感。一个成熟的、自信的宗教，或者说是信教群体，是不会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如此排斥他者。这也只能说明信教群体文化势力的薄弱、思想理想的薄弱和不自信。这还是关键。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文化需要有世界眼光、人类关怀，也还要有国家情怀。这样才能是一个成熟的、自信的宗教文化。对此，我们的研究专家、智囊们应该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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