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路径和成效

    疏功能：着力提升服务首都核心功能的供给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指出，北京的问题表面上是人口过多带来的，深层次上在于功能过多，恐怕要做些“外科手术”，适度疏解功能。北京将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治理城市病的先导和突破口，不仅能缓解现阶段城市总供给不足的压力，从长远看还能给首都核心功能腾出资源，给城市有机更新留出空间。
    两年多来，北京实施“禁限目录”严控增量，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关停退出污染企业，加快推进教育医疗机构和一般性产业疏解，“瘦身健体”取得积极成效，也面临一些深层次困难和问题。目前疏解非首都功能以分散化方式为主，但周边许多承接地的发展条件不甚完备，特别是承接地与北京之间的快速交通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且公共服务落差过大，对功能疏解和人口疏解缺乏吸引力，不少被疏解主体处于观望状态。即使是一些主体疏解出去了，也由于承接地环境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出现人员回流，未能很好地巩固疏解成果。
    解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重点推进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加快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缩小北京与周边公共服务落差的体制机制，对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疏解转移给予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加快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微中心”战略，近期在北京周边集中资源建设几个“微中心”，力争在短期内形成便捷高效的轨道交通和优质完备的公共服务配套，打造非首都功能集中承接地。在“微中心”建设中，要围绕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产业转移利益共享、社会保障对接等方面率先开展改革创新试点，破除京津冀合作中的体制机制障碍。
    优空间：通过城市功能合理化布局提高供给效能
    北京城市病问题，既有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总量矛盾，也有空间布局不合理引发的结构性矛盾。空间结构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的城市规模和环境容量，如果空间布局合理，就能提升城市的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国际上许多城市采取“主城—卫星城（新城）”模式，推动城市功能布局分散化，破解多重城市功能在特定空间上集中所引发的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堵等问题。伦敦从1946年起分三个阶段建设了33个新城、卫星城，容纳了23%的城市居民，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压力。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虽然很早也提出了建设卫星城（新城）的分散化布局思路，但由于没有建立起连接中心城与卫星城（新城）的市郊铁路等快速交通通道，卫星城（新城）缺乏吸引力，未能发挥出分散城市功能的作用。资源与人口在中心城的过度集聚，大幅度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是北京城市病的重要病因。
    北京应抓住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契机，对空间布局进行再规划、再调整。一方面，严守城市开发边界，限定中心城区、平原地区的开发强度，遏制“摊大饼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城市副中心、新城建设，完善副中心、新城的交通和公共服务条件，增强其对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应按照“百年规划”的要求，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进行前瞻性谋划。目前，城市副中心规划范围为155平方公里，已经达到大城市空间规模。如何做好城市规模控制和空间格局安排，避免走中心城“摊大饼式”扩张的老路，需要创新体制机制。城市副中心紧邻河北廊坊北三县，应率先探索跨区域统一规划与协同管控机制，实现功能联动、产业对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
    补短板：集中完善供给侧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品质
    北京治理城市病，要加快修补城市发展中的一些“短板”，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北京最明显的短板是交通拥堵问题。虽然近年来北京不断增加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但交通拥堵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北京交通出行需求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交通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也存在着结构性错位。对国外一些大都市研究表明，要保持一个城市的高效率运行，交通结构必须实现两个主导：一是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二是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以东京为例，其交通出行总量中，公共交通占87%，小汽车仅占11%；在公共交通中，轨道交通又占9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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