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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原文标题】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战略选择
（续）
二 中国不应缺席全球气候治理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由于气候问题的公共物品属性和跨地域性特点，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危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经济优先的理念指导下，粗放式的发展给大气、土壤、水资源等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累积了大量的环境赤字。中国气候变化政策是以由国内优先事项驱动的，例如能源安全、防止地方环境退化、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国内问题始终是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立场的基础。因此，中国无论是出于对自身环境的认识，还是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考量，都不应缺席全球气候治理。事实上，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践行诺言，为世界做出了表率。
(一)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共物品属性
公共物品一般是指由政府提供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跨区域的全球公共物品有益于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对全球公共物品的破坏会对集体中所有成员的利益造成损害。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尺度的环境问题，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大气空间的非排他性表明，如果对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加以管控，全球气候这块永久公地将被过度消费，很可能上演“公地悲剧”，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严重影响。而气候治理的非竞争性又造成应对气候变化容易引起所需投入的供给不足及对治理成果的“免费搭车”现象。因此，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只有通过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才可能从根本上减缓全球气候变化。
当前由于国家集团间的利益分化和全球公共物品的特殊属性，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步履蹄姗，其核心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公共物品并非无限且供给成本较高，可能产生供给不足。其二，缺乏有中央权威的全球联合政府对于公共物品进行供给与管理，各个主权国家可能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其三，公共物品供给所产生的外部利益的不平均化也是导致公共物品供给困难的重要原因。
随着温室气体的排放空间不断缩小，各国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争夺日益激烈，使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必须寻求多边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在主权平等前提下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对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分配、交换等模式展开探索。
(二)中国是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
全球气候变化会对全球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根据2014年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自1950年以来，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都经历了升温过程。全球地表持续升温，在过去的130年中，全球平均温度已普遍升高了0.74℃;海洋变暖，海平面上升了19厘米。大气温度的升高对水资源、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气候变暖影响着人类生存、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会阻碍人类的繁衍生息，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提高、强度增大。1980-2015年，全球自然灾害事件(包括地质灾害、天气灾害、水文灾害和气候灾害四类)发生次数从1980年的370余次增加到2015年的1060次。数据显示，2017年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在全球范围内共发生710起，高于均值605起，保险支出是均值的3倍，约1350亿美元，气候类的灾害损失达到了历史新高。
根据《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评估结果，近百年来，中国陆地区域的增温幅度高于全球水平，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也高于全球海平面平均速率。中国区域很多气候指标的变化特征符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人类活动影响的相关认识。预计未来中国区域气温将继续上升，到21世纪末可能增温幅度为1.3℃-5.0℃，海平面也将继续上升。气候变化已对城市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引发城市内涝，给社会交通、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等方面造成极大危害和影响，制约城市发展。气候变化还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和三北防护林等重大工程产生影响，未来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将进一步加大。1965-1989年中国年均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192亿元，1990-2013年中国年均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079亿元，翻了2.6倍。评估结论指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契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为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机遇。随着世界经济和排放格局的变化，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治理角色的重要性不断增强，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扎实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适应全球挑战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排放大国，减排责任意识增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化石能源消费也相应快速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显示，中国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90%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数据资料(见图1),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长，1978年到2000年属于平稳增长阶段。自2000年以后，中国进入重化工发展阶段，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急速增加，“赶超效应”明显，于2003年以40.52亿吨的排放量首次超过欧盟28国的39.42亿吨，之后2006年以59.12亿吨超过美国的56.02亿吨，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国。从超过欧盟到超过美国，中国仅用了三年时间。2012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28国的总和。可以说，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碳排放大国。
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人均水平也不断攀升。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在总量和人均水平上尽管高于低收入的印度和非洲，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总量不足6%，人均不到世界水平的1/4（见图2）。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加速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进程，但到1989年中国人均水平也不足世界人均的1/2。然而到1998年，中国已经接近世界人均碳排放的2/3。随后，中国的总量和人均碳排放水平迅猛攀升，2006年中国的排放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人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到2012年，总量超过美国和欧盟28国之和，人均超过欧盟28国水平。
面对日益严峻的碳排放形势，中国不断提高减排责任意识，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政策。“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十二五”规划纲要分别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指标，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方面的政治意愿与决心。《“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发布充分展现了中国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动力，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保完成“十三五”规划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力支撑。可以看到，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增长趋势明显放缓，表明了中国自身责任意识的提升。
(四)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增强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国家综合实力迅速提升。在经济总量上，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5%左右跃升至2017年的15%左右。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是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多，约占1/3。在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虽然人均国民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发展水平归类，中国已经步入中高收入水平。
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使中国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高额成本，也为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资金投入正在逐步增加。据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表示，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目标，2005年至2015年，中国已投入10.4万亿元人民币，2016年到2030年将继续投入30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建立南南合作基金，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以来已累计投入5.8亿元人民币，为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物和设备援助，对它们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政策规划、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并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以及培训1000名应对气候变化的专家和官员的项目。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以及绿色低碳技术的迭代更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将逐步增强，将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为世界树立良好典范。
(五)贸易全球化伴随碳排放的全球转移，需要国际合作沟通治理
随着全球贸易第三次浪潮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得到了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从而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中国抓住了贸易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历史性机遇，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更是进入了一个飞速增长阶段。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8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
在当今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伴随进出口贸易产品中的“隐含碳”会随着产品的国际贸易产生大规模的跨国移动，而且碳排放转移方向往往与国际贸易中商品的流向相反。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技术、完备的产业链及成熟的管理模式，将高污染、高能耗的前端制造业“外包”至生产成本较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国际贸易商品而产生隐含碳排放转移。研究表明，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净隐含碳大约占总排放量的22%,2015年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量为25.17亿吨，超过总排放量的1/4。鉴于中国当前贸易顺差较大、以工业制品为主的经贸结构，必然存在巨大的隐含碳出口，带来较大的环境代价。
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转移不仅减轻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还为发达国家在“生产者负责原则”下向发展中国家实施新型绿色壁垒提供了依据。在此情况下，中国对外贸易面临日益繁杂的低碳壁垒，有关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随之削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英国、日本、法国、美国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始立法或出台专门政策推广“碳标签”制度，设置与碳排放相关的贸易壁垒来限制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以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
有研究表明，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流向出现变化。就对外贸易而言，从2007年到2012年，中国出口的碳排放量减少，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和效率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为此，中国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当前迫切的经济发展议题，寻求低碳经济转型，对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碳排放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推动低碳供应链的建设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变被动为主动，并对国内供给侧改革及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是全球贸易的参与者，也将是低碳供应链的贡献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