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企业融资难看金融体制改革

摘要：社会金融活动的兴起，缓解了小企业融资难题，同时也改变了融资结构，带来了高利贷以及企业主逃债等社会问题。兴利除弊，需要改革当前金融体制，将管理社会金融活动的金融事权明确落实给地方政府，以尽快将社会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范围，促其规范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小企业融资主渠道作用。
    关键词：小企业融资，金融体制，金融监管，地方政府
    如何满足小企业有效的资金需求，更好地扶持小企业创业发展，是一个长期以来被持续关注且被反复聚焦的话题。当前讨论小企业融资难，更有其现实意义。当前的金融局势，似乎到了一个类似于1993年前后那样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近半年来，一些地方，如温州、鄂尔多斯的民间融资问题，引发了关于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讨论。相关讨论虽不失其反思金融体制改革的积极意义，却是无益于事、少益于治。本文采用经验分析方法，回到问题原点，希望能够从经验事实中整理出一个逻辑思路，以期为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改革建议。刍荛之见，出于愚忱，如对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有所助益，也不失其现实意义。
    一、问题是什么
    小企业融资难，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些主要的流派，比如信贷补贴理论、金融市场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等流派。在缺乏成熟市场运作规则和契约精神的基础上，上述理论在现实中无所附依，只能漂浮于事实之上，成为我们看清事实之“隔膜”、之“迷雾”。具体说，围绕相关理论流派的文献，可能有助于在一个相对标准的理论框架中中规中矩地讨论问题，而无助于为在现实中解决问题提供“菜单”。因此，本文选择从操作的层面展开经验分析。
    在操作层面上，这一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小企业能不能借来钱？在这个层次上，能借来，就不难；借不来，因缺钱而失去市场机会，就是难。第二个层次，是在能够融资前提下的难易问题。这一问题也可能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融资成本高。如大企业借100元需要支付年花5元的成本，小企业借100元可能需要支付年花20元甚至更高的成本，这就是一种难，难在成本高。二是融资实现难。譬如爬山，大企业走的路，大约1个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小企业走的路，可能需要2天或更长的时间。做出这样区分，目的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什么，讨论的出发点在哪。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小企业能不能借来钱？
    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市场需求是创新的驱动力，只要一种需求很强烈，很明确，且持久存在，市场会生长出满足这种需求的东西（即便为法律所不容）。多数小企业应当是可以从市场上实现融资的，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民间金融活动。以前讨论小企业融资难，我们习惯从正规金融的视角看问题，认为原因是小企业达不到正规金融融资的门槛要求，如小企业没有合适的担保物、小企业没有良好的信用记录（甚至是账本）等。其实，如果跳出正规金融的惯性思维，这些问题都不会成为问题。小企业之所以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物质基础，比如企业家个人的声誉、创新思维、知识产权、必要的工作设施等，都是有其市场价值的，问题是正规的金融机构，迫于经营成本压力和风险控制需要，不去认识、也不接受小企业的这些市场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会自动解决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在小企业融资难这方面也是如此。如当前市场上快速发展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由于在担保物认定范围、评估和管理方面的专业化运作，已经取得其合作银行的认可，允许其提供大约为其担保基金10-15倍数额的贷款担保，已经成为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通道，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担保难这一问题。当前市场上出现的，处于监管范围边缘及监管范围之外的社会金融活动，如私人之间的借贷、融资担保、小贷公司、产业基金、私募基金、典当行，以及委托贷款、贷款信托、融资租赁等，已经发展成为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经验估计，小企业融资的实现渠道，大体上正规的金融体系占20%-30%，上述处于国家正规监管范围边缘及之外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占70%-80%。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融资成本高，总体上来讲可能是风险补偿的要求、支付租金的要求、金融机构经营成本补偿的要求等。正规金融机构渠道的融资成本高，应当主要体现在支付租金的要求方面，比如说给信贷员的回扣等。社会金融活动渠道的融资成本高是常态，社会金融活动的兴起，主要就是高利润回报驱动的。其次是融资实现难，问题在融资技术上。融资技术是融资工具的选择和融资方式的安排，但它最终取决于融资制度，或金融体制安排。正规金融机构渠道的融资实现难，看到的是制度规程规定的融资条件及手续问题，核心是正规金融机构商业化、规范化、规模化经营的内在要求，将大多数小企业融资需求排除在外。国家相关政策及监管要求正规金融机构推进小企业融资业务，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表现就是门槛不放低，融资实现难。社会金融活动渠道，方便快捷程度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原因是它们很少受到制度约束。
    第二个层次的两个问题是相互影响的。显性成本高的，就方便快捷；显性成本低的，就繁琐麻烦。小企业实现融资，支付的成本与履行的手续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市场是平的，或者说市场活动可以把利率或收益率等拉平。如果以大企业融资履行的必要手续为基准，统一用货币成本来衡量，我国小企业融资需要支付的成本，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在年花30%以上，这是我国小企业融资难的基本现实。
    二、融资结构变化
    近10年来，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92%，下降到2011年第3季度末的58%。如果再综合进民间借贷等融资数据，人民币贷款占真实的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大约为一半左右。这一数据提醒我们，中国的融资结构在近10年间已经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综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以及信托业协会等相关资料，在社会金融活动中，民间借贷占33%，委托贷款占34%，贷款信托占15%，融资性担保贷款占11%，融资租赁占4%，小企业公司贷款占30%。
    很容易比较2011年下半年与1993年前后的情况。1993年前后，金融秩序问题是正规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2011年下半年的金融秩序问题是社会金融活动问题。比较两种类型的金融活动，处于监管范围之内的银行体系，在小企业融资市场上占比不到1/3，融资利率较低，但手续繁杂，对担保物和借款人社会关系有较高要求；处于监管范围边缘或以外的社会金融活动，占小企业融资市场的比例超过2/3，手续比较简便，但融资利率比较高。
    若立足于正规金融体系来解决小企业融资难，可采取的思路是，为正规金融机构提供小企业贷款专项补贴、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要求、创新其融资技术（可规范化、规模化运作小额贷款），以及解决小企业融资市场的“寻租”问题。这些思路实施的前提是，正规金融机构必然调整其规范化、规模化甚至是商业化的经营理念。国际经验显示，依靠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大银行来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少有成功经验可循。
    若立足于社会金融活动来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首先考虑的是要让这些机构和活动，能够阳光化生存，也就是说，正视社会金融活动，给予其恰当的名分，并将其纳入规范化的金融体系。其次是要有一个长期的机制，解决好社会金融活动的如下问题：一是不能让这些机构吸收公众存款，参与非法集资、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二是不能让这些机构与黑恶势力勾结暴力催债；三是合理控制其迅猛扩张的冲动，将其业务活动公开化、透明化。最好对其借贷利率也要有个明确的上限控制，不能太高。显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社会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给予其名分和解决其问题是两个紧密联系的条件，要给予社会金融活动正式的名分，就要能够解决好上述问题；不能解决好上述问题，奢望国家给予这些社会金融活动正式的名分，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让市场上自发生长的这些为小企业融资服务的社会金融活动，能够处于恰当的监管之下，以规范其行为，促进其健康发展。这是推动小企业融资问题有效解决的起点。
    现在的情况是，上述社会金融活动大多处于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边缘或者之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管不着、不好管、不愿管；没有相应的行业自律组织，即便有的地方有，也没有监管的能力。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社会金融活动的兴起，对改革金融体制已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三、改革金融体制
    1993年底《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现代金融体制的框架，同时提出人民银行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管上来。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相继推出一系列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举措，设立了人民银行的大区分行，成立了证监会和保监会，到2003年成立了银监会，正式形成了“一行三会”体制。这样的一个体制，一方面实现了分业监管，总体上监管力度加大，较好地规范了正规金融机构的秩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央在金融方面的集权，地方政府强硬干预金融机构的事情较少发生。但是，近些年的实践表明“一行三会”体制也有一些问题：一是协调成本加大（副作用）；二是由于金融业务流程并不随金融机构分设而变，当处理一笔金融业务需要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交叉协作完成时，这些领域就会出现一些重复监管的问题；三是对一些新出现的金融活动、一些处于各家监管机构监管范围边缘的金融活动，出现了监管真空。
    在“一行三会”体制内，近十年来，监管部门对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也出台了若干政策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小企业贷款额年增长率均超过20%，年年都高于同期贷款增速。但市场上的反映却没有认可这些统计数据的账，小企业缺钱问题持续存在，呼声甚高。
    市场机制对小企业融资难做出了积极回应，那些处于国家正规监管范围边缘或监管范围之外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成为满足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主要渠道。但这类机构快速发展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如借贷利率高位运行，企业倒闭、企业主逃债导致资金断裂事件不断增多，风险正在快速聚集。一旦资金链断裂，将会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整个地区（如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甚至会波及正规金融机构（存在商业银行转贷），引发各种泡沫破裂（楼市等）。
    社会金融活动需要监管。中国的社会结构、市场体制和金融活动自身的特性，需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自律组织来行使监管职责。但是，如果选择在“一行三会”体制下规范上述社会金融活动，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一方面强调小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又去大张旗鼓地消灭那些为小企业融资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而言，这种做法无异于自废武功，扼杀发展的希望。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由于监管范围扩张带来事权增加，“一行三会”的机构迅速膨胀，监管成本迅速上升，但由于是“大炮打蚊子”，监管效率和监管成效很难保证。
    形势发展要求改革金融体制。每个制度设计都有其时代特征，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设计，总体上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阶段是适应的。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市场经济，多样化是必然结果。当前经济结构特别是融资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金融管理制度也必须调整，以适应形势和发展的需要。这要求我们在设计金融经济体制的时候，积极回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
    建议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管理社会金融活动的责任。温家宝总理2012年1月6日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强化地方人民政府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注重引导和调动地方人民政府的积极性，发挥好地方人民政府的作用。……强化地方人民政府的风险处置责任。”当前，像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部分社会金融组织的管理，已经归属地方政府。除此之外，还应当将民间借贷、产业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等，以及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明确给地方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管理社会金融活动的事权，落实其风险处置责任，以此来规范社会金融活动，使其发挥缓解小企业融资难的好的一面，遏制其不规范运作过度扩张的不好的一面。
    相对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在管理地方上的社会金融活动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地方政府可以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在解决区域内微小经济主体信用建立、信息不对称及建立良好的小企业融资激励约束制度等方面，地方政府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把这部分金融事权明确落实给地方政府，以调动其积极性，强化其风险处置责任。可以预期的是，地方政府有能力、有手段管理好社会金融活动，并使之发展壮大，成为小企业融资可以依赖的重要力量。
    推进金融分权改革，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社会金融活动的规范发展，必将促进中国金融发展出现一个新局面，诸如发展民营金融、农村金融等，也将因此而有更多机会。
    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当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如放贷人条例），为民间借贷等社会金融活动制定统一的规范，为地方政府管理社会金融活动提供一个操作的标准。同时，应当加快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硬化地方政府财政约束，使地方政府预算制度公开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