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调节学派论全球金融危机（上）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非正统”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表现得异常活跃，经济学家霍奇逊甚至提出，作为“非正统”的以制度和演化为研究主题的演化经济学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当今法国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主要有两支，一支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起来的约定经济学派（économie des conventions），另一支则是自70年代中期声名鹊起的调节学派（école de la régulation）。约定经济学派和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都表现出了显著的特点，即均注重对非市场因素的分析，特别是以制度为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探究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学术界一般将两者视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在法国的两大代表分支，虽然这两支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不尽认同。这两大分支都顺应了法国知识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潮流，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不同学科以学科合作性或者跨学科性为基础，相互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这为法国当代人文科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条件。
    调节学派理论被引入我国后，受到了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贾根良对学派的起源、研究纲领的形成、分析框架以及理论观点作了早期介绍。①李其庆对学派产生的原因、代表人物进行了比较翔实的介绍，并对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评析。②唐正东也是最早开始关注调节学派理论的中国学者之一，他一直注重对该学派的方法论进行研究③，并且对该学派几位代表人物的理论特点分别撰文进行了深度剖析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该学派的某一具体领域进行了探讨，如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⑤、危机理论等。
    调节学派的经济学家一向认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是紧密联系的。他们的研究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对长期历史进行思考，运用经济思想史的知识，对经济学在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模式、中介制度形式和积累体制、内聚力调节方式中发挥的基本作用进行评论和分析，并有能力将这三部分内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和罗贝尔·布瓦耶（Robert Boyer）是调节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最能代表该学派思想的核心人物，他们从理论提出伊始就意在研究社会关系的转变。⑥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学界共同关注并积极讨论的焦点，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加入到这场大讨论中。通过探讨三位经济学家如何利用该学派的理论框架对这次金融危机进行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金融、社会和生态在这场危机中的受影响程度及运转情况，为走出毹机提供启发性思路。
    关于危机的历史背景
    
    调节学派向来注重从经济史的维度理解现实问题，对这次危机的考量也不例外，上述三位经济学家都认为有必要将这次危机放在1929年危机之后的制度和政治社会转型的历史中进行思考。在调节主义研究中，1929年危机被阐释为由生产率逐渐提高的大生产所开启的前景与竞争性的工资关系之间长期存在冲突的结果，因此这三人都强调生产力收益与劳动者工资之间的矛盾是影响整个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但是他们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布瓦耶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看到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信贷的放纵式增长；阿格利埃塔看到在该矛盾引发激烈的分配斗争的影响下，货币调节、企业管理的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产生金融自由化，并影响到家庭的投资方式；利比茨特别强调在全球范围内考察生产力持续增长和劳动者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消费模式的转变。
    布瓦耶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加重了1929年危机，但是并不是导致危机的原因，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大生产与竞争性的工资关系之间的矛盾”⑦。罗斯福“新政”在社会保障和公共股务方面的影响遇到了政治障碍，以至于危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解决。事实上，在此情况下，大生产的潜力得到加强。经济的强劲增长之所以能够随后得以恢复，主要得益于二战后新出现的两种妥协：一方面，进步主义的企业家与工会之间为了分享增进的红利而达成妥协，也就是按生产力收益的比例将工资定级制度化；另一方面，《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促使美国年轻人进入大学接受教育，这是福特主义妥协的延伸。这种体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并于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顶峰。该体制的好处很多，因为美国经济可以同时为越南战争提供资金、支付优越的工资、形成社会保障的雏形。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由于其自身的成功而遇到了限制：一旦生产力收益放缓，关系到收入分配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这最终导致美国经济没有生产力收益，有的是不平等加剧，因为最有特权的那部分人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收入和财富，而穷人则看到他们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大幅下降。在这个中间体制内，美国人继续从每年约2．5%的消费增长中获益，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同一个家庭中参与工作的人数增加，工作时间延长。当这些机制走到极限的时候，只能通过信用的持续增长反过来支持收入的不足。美国人已经习惯于使用多张信用卡消费，而且，由乔治·布什发起的通过信贷为所有人提供住房的行政计划，更是鼓励了以金融促发展的运动。对次贷危机的阐述必须在这种历史叙述的启发下进行：放纵的信贷似乎成为社会保障的替代品。
    阿格利埃塔也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战后增长模式出现的危机：生产力不再能够实现令人满意的收入分配，由分配引发的斗争愈演愈烈。在当时的管理资本主义框架内，有强大的工会作为中介，保证集体谈判的实现。通货膨胀疯狂增长，以至于在当时的货币调节框架内失去控制。与此同时，在国际层面内，60年代伴随着极低的价格，能源生产大大滞后，随后70年代初生产的加速使得需求上涨，能源价格也由此飞涨。通过两次石油危机，能源的稀缺在政治领域内被出口国家所利用。于是，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而现行的调节体制没有找到应对这种失衡的方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在整个70年代非常盛行的货币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一种应对办法，从而开启了从对凯恩斯主义国家非常强烈的批判出发的理性预期学派。他主张通过引入彻底的货币主义并将央行重新定位，以此打破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这一思想得到普遍认可。1979年10月，保罗·沃尔克突然将利率翻番。这次利率的翻番使得真实利率很快升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引起了企业管理的深刻变化。企业管理面临着资本成本的强劲增长。国家不再考虑将债务货币化，不得不在债券市场上负债。国家由于能源开支而对债券产生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因此债券市场自80年代末以来发展迅速，由此自然产生了金融自由化。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风险的格局完全改变了，现在必须对抗利率波动的风险，而不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家庭也改变了看待财富的眼光，努力寻找财富增值的新种类。他们不再简单地将钱交给银行，这为金融机构投资者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起来的。
    利比茨表示赞同时下的主流观点，即福特主义的终结与全球化的开始是同步进行的：福特主义与国家调节一同前进，但是从全球化开始实施的时代起，国家调节就失去其效率，国家不再启动操纵杆。但是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仅将福特主义的终结归结为全球化的影响，还应当看到隐藏在背后的问题，即泰勒主义带来的生产力收益的枯竭，泰勒主义再也无法像1950年至1975年那样引起购买力的增加，而只能导向通货膨胀，随后是恶性通货膨胀。这是隐藏的功能失调在货币上的表现。1985年前后稳定下来的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调节要少得多，是竞争和金融在调节。此外，这种自由主义旨在破坏工会权力，使得工资部分退回到商品的附加值中去。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已经回到1930年之前即福特主义之前的情况，也就是说生产力持续增长，但是劳动者的工资不再增长。为了获得生产力收益，在过去对福特主义的生产力危机进行反思的年代中，也有人建议其他模式，特别是丰田主义及其变体，这些模式要求劳动者为了生产力必须在追求质量的过程中进行协作。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泰勒主义的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直接由消费者来压榨雇佣劳动者。自由主义（对劳动者的制度保障削弱）与威权主义（泰勒主义的新形式）的结合可以出色地将利润积累置于几个人的手中。消费的任务越来越多地由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承担起来。自亚洲金融危机时起，在印度和中国突然出现了富人阶级，还有中产阶级。十年来，新兴国家采用欧洲或美国超级消费模式的居民数量翻了数倍，该模式不再具有福特式特点，但是越来越具有生产本位主义的特点。
    注释：
    ①贾根良：《法国调节学派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概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9期。
    ②李其庆：《法国调节学派评析》，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
    ③唐正东：《法国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为何走向历史经验论？》，载于《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④唐正东：《雇佣劳动的嬗变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及其评价》，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⑤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⑥胡海峰：《对法国调节学派及其理论的分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⑦Robert Boyer，“Historiens et économistes face à l'émergence des institutions du marché。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64e anné，2009，p．665-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