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重复只宽松不改革

观察企业一季度财报和4月的数据，中国经济下滑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想见有很多呼声要求政府采取更宽松的金融和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笔者认为，基于这轮下行周期的背后有一定的结构性因素，单单以放松银根促进经济复苏，不是最切实际，更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才能释放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从一季度业绩看，2381家A股上市公司中，2339家非金融类企业的总营业收入为4.5877万亿元，比去年上升10%。在全球严峻的经济环境下，此增速相当不错。问题在于中国企业十多年来，习惯了高营收增长速度(如2009年四季度至2011年三季度间，A股公司的营收增速每季度都超过25%)，因此它们往往以相当乐观地用营收增长预期来安排投资。一旦经济出现下滑，产能过剩的问题便立即显现。
    同时，尽管有10%的营收增长，但这2000多家企业的净利润同比下跌14.6%至2105亿元，这表明中国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以争取较高定价权，以及在营收放慢时控制成本的能力仍有待提高。42家金融类A股公司得益于利益受保障及不良贷款未反映，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升14.7%，在一季度达到2912亿元，超出了2000多家非金融类企业利润总和的近40%。
    4月的经济数据不甚理想，消费品零售总额、M2增长、进出口和工业增加值增长也不尽如人意。据1月到4月房地产投资增长推算，4月房地产投资增长应回落到10%以下。CPI虽停留在3.4%，但工业出厂价格(PPI)已同比下降0.7%。这等于说在生产者环节中，中国已出现通缩情况。可以想象，若上述情况持续，二季度的GDP和企业营运状况将比一季度更糟。
    眼下，政府当然有理由调整政策。4月12.8%的M2增速已明显低于14%的政策目标，因此把存款准备金率适度调低是合理的。至于是否该进一步推进政策调整，如再度推出诸如2008年至2009年的财政政策或松动房产调控政策，则值得商榷。
    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应对经济放缓的能力仍有欠缺，它们的“低免疫力”多沿于以往的经验——当经济放慢时，政府会出手相救。企业缺乏如何适应低潮的准备，而这种坐等政府搭救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道德风险”。若持续下去，中国企业恐怕很难学会如何适应低增长的环境。从这个角度看，政府长期维持经济增长在一个较低但又非硬着陆的水平，将是促进企业良性发展的好方法。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每次重大的经济启动都由深远的改革所奠定。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1998年至2002年，政府大力推动入世、国企改革、房改和银行业改革，从而造就了2003年至2008年的经济上升。再往前，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之后两年经济过热，但当时所明确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无疑是日后中国经济起航的基础。但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却是一种典型的只有宽松但无配套改革的政策。这段时期的改革甚至有点“走回头路”，引发了“国进民退”的讨论，其后遗症正逐渐显现。因此，对于眼下的经济回落，重复2008年和2009年的刺激政策并不可取，这只会把问题往后推，造成将来更大的难题。
    同时，与1998年到2002年不同，年龄结构的转变，减少了政府在就业问题上的压力，现在的工作重点应是如何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更依赖于经济结构的改革，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
    综上，我们不应再追求过去的经济高增长，更应加速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并推动国企改革、加大民营经济活力。另一方面，笔者在上次专栏中提到的降低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体制改革也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