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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编者提示：从全球范围看，因保荐“乱象”被关闭的资本市场不乏其例。曾是欧洲最大的创业板市场之一的德国新市场，由于保荐人为从上市公司渔利而降低保荐质量，导致一些劣质公司混迹其中，并放任这些公司虚报业绩，共同欺骗投资者。最终，这一新市场在2003年“夭折”。
一直以来，保荐制度与独董制度、首次公开发行（IPO）询价制度一起，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三大“福利制度”。独董制度，是向独董进行利益输送，独董只拿钱不管事，堪称世界上最舒适的职业。IPO询价制度，一方面存在向发行人进行利益输送、成就发行人的高价发行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新股不败时期，也为向询价机构进行利益输送提供了温床。而保荐制度，则放纵向保荐机构（也包括保荐代表人，下同）进行利益输送。
3月1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新规，剑指第三种“福利制度”——保荐制度。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保荐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证监会要求保荐机构进一步健全保荐业务内控制度，强化对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人员的管理，切实提高保荐项目质量。
众所周知，现行保荐制度带给保荐机构的利益非常丰厚。仅以IPO为例，2009年券商的承销与保荐收入为48．54亿元，2010年达到169亿元，2011年为131亿元。IPO重启3年，带给券商的保荐承销费用高达350亿元左右。其中仅平安证券一家的保荐承销收入就达到了50亿元左右。
然而，得到巨大利益的保荐机构，承担责任甚少，甚至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大桎梏。
首先，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变脸”，保荐机构不承担责任。资本市场上设立保荐制度的本意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帮助质量可靠的公司上市融资，为资本市场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环境。然而在实践中，总有保荐人为了利益而违规保荐，明知一些公司不符合上市资格而依然“殚精竭虑”为其着上“美丽妆容”。当这些公司上市不久发布的中报显示出业绩大滑坡时，保荐机构却并不为此承担保荐不力的责任，相关法律形同虚设（《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保荐人须“对发行人进行全面调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发行人在持续督导期间“公开发行证券并在主板上市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50%以上”的，证监会可根据情节轻重，自确认之日起3个月到12个月内不受理相关保荐人具体负责的推荐；情节特别严重的，撤销相关人员的保荐人资格）。
其次，问责只是“挠痒痒”，或者“丢卒保车”。根据去年12月初证监会网站保荐信用监管披露，保荐人制度实行7年以来，证监会已经对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进行了56次监管措施，其中，5次是针对保荐机构，51次是针对保荐代表人。而在5家受到处罚的保荐机构中，中银国际证券和光大证券的监管措施只是谈话提醒，财富证券被处罚3个月内不受理保荐机构推荐，广发证券和平安证券则是被出具警示函。对于违规的保荐代表人，则多以警示、谈话提醒、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而不了了之。这些“挠痒痒”的监管举措，显然难以震慑违法违规的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与此相应的是，证监会实施的上述56次监管措施中，不论是保荐机构还是保荐代表人，没有一家（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便是胜景山河这种严重的虚假陈述事件，也没有人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在这种情势之下，保荐方的胆子越来越大。
臭名昭著的“签字保代”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来，身为保荐代表人，理应“战斗”在保荐第一线，深入发行人的公司，切实履行好保荐职责，认真核实查证所存在的问题。然而，实践中一些只签字不管事的“签字保代人”“甩手保代人’却大行其道。据媒体披露，招商证券保荐代表人周凯在担任桂林三金首发项目保荐代表人期间，仅对项目的招股说明书、申报文件等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核，未去项目现场进行监督检查；平安证券的保荐代表人林辉、周凌云则在担任胜景山河保荐代表人时，对胜景山河的销售及客户情况、关联方等事项核查不充分，未对胜景山河前五大客户进行任何函证或访谈，亦未对会计师工作进行审慎复核。保荐工作的质量可想而知。
“直投+保荐”是另一个备受诟病的现象。业界早已发现，担任保荐承销业务角色的券商对拟上市公司拥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券商自己直投、自己保荐，从而形成“完美”的利益输送模式，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他们最佳的利益套现场所。直投行为下保荐人和IPO企业的利益一致，其自然逐利性被诱发，保荐人甚至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违规保荐，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和未来。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自2009年底创业板开闸至2011年7月8日证监会叫停“保荐+直投”业务，共有8家券商的34个项目采用了“保荐+直投”或“直投+保荐”模式。
前车之鉴犹在。从全球范围看，因上述现象被关闭的资本市场不乏其例。其中，1997年创立、曾是欧洲最大的创业板市场之一的德国新市场，由于保荐人为从上市公司渔利而降低保荐质量，导致一些劣质公司混迹其中，并放任这些公司虚报业绩，共同欺骗投资者。最终，这一新市场在2003年“夭折”。
对制度进行变革、扭转资本市场保荐“乱象”已经迫在眉睫，并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遗憾的是，资本市场上的法治变革经常是“只走一小步”。阅毕《意见》，通篇未见对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的责任的规定。
正因如此，《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修改也就寄托了舆论更多的希望（据报道，证监会在发布《意见》的同时透露，将适时修订《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积极推进保荐制度改革，进一步明确中介机构责任，把保荐责任落实到保荐业务全过程和相关业务人员）。建议在修法之时，增加罚没保荐收入（对于违规保荐所取得保荐收入全部没收，同时处以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追究民事赔偿责任（由于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未能尽职尽责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应由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一起赔偿投资者的全部损失）和追究保荐机构负责人及责任人刑事责任等条款，使保荐制度早日告别“福利制度”。
（作者系名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