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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绩效与制度创新(下)

http://www.newdu.com 2018/3/7 《金融与保险》2012年第8期 王倩 黄蕊 参加讨论

三、国有银行效率值的影响因素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出的效率值(EV),我们运用4家国有银行1998~2010年间的相关财务数据,通过面板模型分析影响其效率值变动的因素。
    1.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代表了一国宏观环境变化;(2)金融危机的机会(OFC)。波特的钻石理论表明,机会是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辅助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内外市场环境突变,也正是在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的国际排名迅速提升,因此,选择虚拟变量使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年份即2008~2010年取1,否则取0以判断金融危机对国有银行效率的影响。
    二是内部管理水平的变化,包括:(1)治理结构(GS)。根据Berger等的研究,我们选择虚拟变量GS代表动态治理变量,国有银行上市之前取0,变化以后取1,以衡量国有银行在上市前后的效率差异;(2)管理费用率(MCR)。银行的效率水平除了与盈利能力指标相关外,还与成本费用息息相关;(3)资产收益率(ROA),用来衡量银行的盈利能力;(4)非利息收入比(NIR)。非利息收入比不仅体现了银行经营的创新性,更能在业务扩展等多方面反映银行的获利能力;(5)资产总量(GA),用来反映银行的业务覆盖和扩展能力;(6)股权结构(SS),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说明银行股权的集中程度,判断国有控股程度对国有银行效率的影响。
    2.数据检验与模型选择
    
一是数据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如果不平稳,则需采用面板协整的估计方法,否则估计结果会有偏差,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便采用合适的方法估计模型。如表1所示,Levin等(2002)的t检验以及Maddala & Wu(1999)的Chi-sau-qre检验都在5%水平上呈显著性。因此,所有变量既不含普遍单位根也不含个别单位根,均具有平稳性可用于估计。
    二是面板模型选择。基于上述影响因素分析,设定如下面板模型:
    EVn,t=β0+αn+Yt+β1ROAn,t+β2GAn,t+β30FCn,t+β4MCRn,t+β5GDPn,t+β6GSn,t+β7SSn,t+β8NIRn,t+εn,t
    式中的n表示横截面数据,代表四家国有银行;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代表年份;β为回归系数向量,分别代表各影响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截距项为β0+αn+Yt,β0是常数,αn度量个体间差异,Yt度量时间上的差异,随机误差项εn,t代表模型中被忽略的随横截面和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
    面板数据模式可分为普通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基于模型形式设定的协方差分析检验,F1和F2的数值都小于临界值,因此模型符合混合回归模型。去除t值不显著的变量,获得如下的计量结果。
    EVn,t=-2.2008+0.268ROAn,t
    (-1.827)(3.5124)
    +0.4527GAn,t-0.1185OFCn,t
    (2.403)(-2.2766)
    -0.0051MCRn,t
    (-3.2423)
    回归方程的调整R2=0.6439,F统计量的P值为0,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均大于2,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很好。回归结果表明,资产收益率(ROA)对效率值(EV)有显著正向作用,而管理费用率(MCR)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其对银行效率的贡献就越犬,而管理费用率越高,银行运营的成本越大,高成本会降低银行的效率。资产总量(GA)对效率值(EV)的显著正向作用说明国有银行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资产总量也是对效率值影响最大的变量,影响系数为0.452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工商银行既是全球市值最高银行也是利润最多银行的现实。金融危机(OFC)对效率值的显著负向作用,则说明危机冲击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危机降低出口减少了国有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危机初期经济增长放缓和企业破产倒闭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危机中后期国有银行为支持“保增长”政策发放的大量中长期贷款,在增大其信贷风险的同时降低了当期盈利能力。治理结构动态变量的估计值为正,不过并不显著(显著水平为74%),所以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产权争夺机制、信息监控和投票机制对完善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股权结构对效率值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显著水平为52%),使国有控股的股权结构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也无法判定。非利息收入比对效率值有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四大国有银行的中间业务比重不大,2010年仍仅占收入的23%,致使创新型金融业务未能成为影响银行效率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率对效率值有极不显著(显著水平为85%)的负向影响,说明国有银行的效率水平并未受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这可能反映了国有银行在危机期间的非经济目标降低了其生产效率。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们通过使用1998~2010年四大国有银行的面板数据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资产规模是影响四大国有银行技术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产权改革以来国有银行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推动了四大国有银行经营绩效及全球排名的提升;资产收益率对效率值的正向影响以及营业费用率对效率值的负向影响,符合银行经营的规律;金融危机作为外生的偶发因素,非但未能提升国有银行的效率,反而对国有银行的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对国有银行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表明,产权改革前后国有银行的效率都低于非国有银行,但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产权改革后高于非国有银行,使两者的效率值趋同。计量结果也进一步证实,治理结构的动态变动与股权结构虽然对国有银行的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未能成为显著的影响因素。这说明产权改革后国有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仍有巨大的改革空间。我们需要警惕2010年国有银行效率值显著向下的转变,这可能是2009年国有银行超量中长期贷款负面效应显现的开端。经济增长率对国有银行效率极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则体现了这样一种现实:在“保增长”的政策导向下,经济高速增长可能会以国有银行效率的降低为代价。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涵义是明显的:产权改革后国有银行效率仍低于非国有银行,所以要进一步深化国有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淡化危机期间国有银行经营的非经济目标,增强国有银行贷款的商业化导向。未来改革的政策重点应着力于:(1)注重对国有银行中效率最低的农业银行的改革,提升国有银行的总体效率;(2)在继续推动国有银行扩张资产规模的同时,注重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资产结构;(3)警惕国有银行“天量贷款”的不良贷款风险,转变危机期间国家对国有银行的干预程度和方式,在提高拔备覆盖率的同时,增强国有银行贷款的商业化导向;(4)鼓励国有银行大力发展不消耗资本的中间业务和消耗资本较低的零售业务,通过提高资产收益率,提升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
    注释:
    
①E. Fama,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28), pp.288-307.
    ②D. Miles, Economic Issues in the Regulation of Mutual Financial Firms:The Case of UK Building Societies,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94(62), pp.227-250.
    ③S. Fries and A. Taci, Cost Efficiency of Banks in Transition:Evidence from 289 Banks in 15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5(29), pp.55-81.
    ④O. Zaim,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Turkish Commercial Banks,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1995(5),pp.257-264.
    ⑤A. Bhattaeharyya, C. A. K. Lovelland, P. Sahay, The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on the Productive Efficiency of India Commercial Banks,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7(98), pp.332-345.
    ⑥La Porta, Florencio L. D.S., Andrei Shleifer,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2(57), pp.265-301.
    ⑦迟国泰、杨德、吴珊珊:《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商业银行综合效率的研究》,《中国管理科学》2006年第5期。
    ⑧姚树洁、冯根福、姜春霞:《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⑨N. Berger Allen, Iftekhar Hasan and Mingming Zhou, Bank Ownership and Efficiency in China:What Lies ahead in the World's Largest Nation?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 2007(16),pp.1-47.
    ⑩王付彪、沈谦、陈永春:《我国商业银行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实证研究1998-2004》,《金融研究》2006年第8期。
    (11)蔡跃洲、郭梅军:《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12)王聪、谭政勋:《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结构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13)柯孔林、冯宗宪:《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第4期。
    (14)张健华、王鹏:《中国银行业前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金融研究》2009第12期。
    (15)张健华、王鹏:《中国银行业广义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16)Rolf Fare, Shawna Grosskoft, Mary Norris,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87),pp.1040-1044.
    (17)N. Allen Berger and B. David Humphrey,Efficienc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urvey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7(98),pp.175-212.
    (18)T. J. Coelli, A MultiStage Methodology for the Solution of Orientated DEA Models,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1998(23), pp.143-149.

作者简介:王倩,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蕊,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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