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民资合作，需落实“三个平等”

    第二个战略就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在两个直辖市和整个河北11个地级市展开，面积21.5万平方公里，人口覆盖1亿1千万人。
    第三个战略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涉及沿江9个省和2个直辖市，人口占全国的40%，GDP占国家经济总量的40%，旨在使长江这一世界第三大江由内河成为“外河”，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
    第四个战略是“一带一路”倡议，包括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其中，中巴经济走廊，从乌鲁木齐出发到瓜达尔港，全长4625公里，总投资超过460亿美元。在我看来，PPP模式是加快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最佳模式。
    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金融业“三箭齐发”，包括亚投行、金砖五国银行和丝路基金。丝路基金目前由国家投资，参与的三个企业都是国企，我们完全可以将丝路基金拓展为PPP模式的典范，鼓励更多的民企（包括海外民企）、国企共襄盛举。而且，丝路基金还可借助已经成型的、运作良好的世界其他金融组织、机构、联盟来设立独特的中国基金，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PPP模式的运行核心在于金融领域要有不断的创新，创新要素之一就是要让更多的民企参与。随着四大战略加速推进，应当引导民企紧紧跟上，用PPP模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不断拓宽参与面，更好地容纳民营经济。
    别忽略法治保障和监管布局
    PPP模式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相对较新的模式。纵观其他国家的经验，如英国的PPP模式、澳大利亚的PPP模式以及美国的PPP模式等，从导入到成长，从成长到成熟，都强调一个基本点，就是以法治为保障。目前，国家正在草拟PPP法，引发了法学界、法律界的广泛讨论，制定一部专门法或是在其他法制中体现，何种为佳，尚无定论。
    PPP模式既然是合作，实施过程体现的就是一种契约精神，因此需要做好法律风险防控，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特别要关注五大问题：一是地位平等，确保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地位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二是契约保障，契约保障实质上也是地位平等的反映；三是长期管理，持续时间较长是PPP模式的基本形态，长期管理基于的是长期合作，反对的是急功近利；四是权责明晰，也就是契约的条款要严整、周详、可操作；五是法治配套，中国PPP相关法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需要成文配套而不是单打独斗，否则就无法形成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六是立足自身，基于中国的现实，参照世界其他国家经验，在国际比较中体现中国特色。
    在大力推广、加速发展PPP之际，绝不能忽略相关法治的紧紧跟上和相关监管的周密布局。PPP模式要向前推进，就环境而言应当考虑五大方面：一是规避政治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其他国家的PPP模式，在政治上不仅要关注政权更迭，也要重视国有化、征收、征用、没收等问题。二是促进有序规范。“双十一”的交易量瞬息可以突破百亿元大关只是个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活跃，更需要有序。三是关注文化差异。在服务国家战略走向世界中，必须清楚了解文化多元这一客观现实。四是强化政府监管。PPP模式无论在中国还是走向世界，政府的作用必须非常明确地发挥出来，也就是要高举公平和正义的大旗。五是完善法治建设。仅举一例，我国改革开放38年来，在利用外资上的成就，包括外资三法如何建立、配套和转型，就是最鲜活的历史。
    总之，PPP模式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新供给机制，还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实践和应用，是政府转变发展思路、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随着PPP模式的不断推广，必将呈现诸多新特点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问题，需要创新理念，从持续性、系统性、综合性改革的角度，协同推进、规范操作，为PPP健康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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