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为民：金融垄断资本与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经过10年嬗变，全球经济非但没有真正恢复增长与繁荣，反而沿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路径，扩展为波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停滞。同时，又派生出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混乱与冲突，演化为系统性危机。
    危机后的调整：自我肯定伴随自我否定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把近代以来的经济危机分为两类：一是周期性危机，如发生在美国1981—1982年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二是结构性危机，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长期滞胀。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论是由资本逐利和积累造成的剩余价值生产—实现链条断裂引发的周期性危机，还是由长期利润率趋向下降或阶级关系重大变动引发的结构性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发展尖锐化的产物，它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历史过渡性。同时，危机又是恢复经济增长的最特殊机制：在经历了生产破坏、资本毁灭、群众苦难、结构调整后，资本主义又会进入一个新的均衡和增长阶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从而明确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首先是价值和商品关系，在内在矛盾作用下，它可以借助自我调整、自我扬弃实现自我修复，为新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历史证明，正是在19世纪后期，大资本普遍利用股份形式实现了生产集中和垄断，改造了劳动过程，为摆脱当时的系列危机、实现第二次科技革命提供了条件；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又利用与国家多重形式的结合，构成了以垄断资本为主导、私人资本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资本通过自我调整实现自我肯定的同时也伴随着自我否定。新自由主义体制扭转了凯恩斯主义体制下的不利倾向，增强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利用信息革命成果和全球化潮流，促成了20世纪末的“新经济”和美国历史上的最长经济上升期。但在同时，它不仅恢复甚至加剧了自由主义体制的固有弊端，加剧了贫富分化，而且造成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等新问题，致使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地位重大失调，构成了2007年以来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条件。这种资本自我调整过程中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效应，规定了资本关系自我调整通道的纵向发展空间和规律性特征。
    危机应对的错配：系统性危机生成
    种种迹象表明，本轮危机是一场源自新自由主义体制、根植于资本内在矛盾的结构性危机。马克思主义强调，对结构性危机的研究，要特别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调整对摆脱危机、实现再均衡的作用。但是，在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却多把它作为通常的周期性危机甚至简单的信用危机应对，不能正视它的结构性特征，更谈不上清算它的体制原因。应对措施的错配，是此次危机治理过程的重要特点，成为西方经济难以走出僵局的直接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讲，目前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停滞和系统性危机，是新自由主义体制持续盘踞的结果。
    从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算起，新自由主义体制登场已有近40年历史。不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这一体制都招致了灾难性后果。为何这一体制迟迟不能退出舞台？
    金融垄断资本的兴起并占据统治地位是直接原因。经济体制是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利益关系和权力结构。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资本主义深刻矛盾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世界大战和激烈的阶级冲突，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重大演变：产业资本对有组织的雇佣工人实行了妥协，金融资本的相对权力、收入和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干预被削弱，金融市场自由化，包括金融、保险和不动产在内的广义金融成为利润积累的主渠道，他们与巨型公司高层管理者结成紧密联盟，成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实际控制者。福斯特认为：“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金融垄断资本作为大产业资本与大金融资本的结合，既是经济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和其他经济主体的主要控制者，也是政府调控的最大反对者，是不会轻易放弃经济和政治支配权的。
    资本自我调整空间的纵向发展维度日趋收窄是根本原因。这特别表现为政府债务不断突破上限、负利率的蔓延，国家调控能力日趋下降，而资本的实现条件更加恶化，急于借助外力拓展空间等方面。这一现实中的矛盾，又通过主流经济学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理念冲突和政治家各种形式的“承诺悖论”不断歪曲地表现出来。这说明，由资本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所规定的调整空间已日趋狭隘，西方资本主义已趋于全面衰落阶段。目前西方国家深陷其中的经济停滞和系统性危机，是资本自我调整空间日趋狭隘的结果。
    多重因素制约：危机可能进一步深化
    系统性危机的多重原因，决定了西方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处于停滞或低速增长阶段，由此形成的系统性危机也将进一步深化。
    第一，金融垄断资本制约再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速。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克服滞胀，美国某些政策制定者就曾提出再工业化方案。2007年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又重提再工业化，但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金融、保险、房地产的经营业务占GDP的比重却在大幅上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产能严重过剩背景下，与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有更强的谋利能力。以此为基础，以广义金融为重要内容的服务业发展就会成为麦迪森所说的“结构拖累”，迫使发达国家生产率持续走低。
    第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不仅加重存量产品的实现困难，而且制约创新产品扩散。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呼之欲出，但能否成为现实，仍然存疑。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要把科技发现和发明与其大规模应用区别开来，“只要有利于它们采用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它们就没有用”。由贫富分化所造成的需求困境，很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限制性条件。
    第三，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或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对金融资本跨国流动的监管将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金融对生产力空间布局横向扩张的破坏作用，孕育着构建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可能。
    哈维认为，除了“制度修复”，资本还掌握着“空间修复”这一缓和自身危机的手段，它是资本自我调整空间的横向维度，其基础就是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约翰·威克斯发现，在增长与交往过程中，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呈趋同与分化的循环模式，长期趋势是趋同。这说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嫁危机、缓和矛盾的空间已经趋窄，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实现“修复”还有较大空间。因此，协调内部关系，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控制，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摆脱系统性危机的强制性手段；而变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必然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两种力量的博弈，将成为影响未来世界经济走向的基本因素。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