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振涛：马克思货币学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5月31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全面探索并取得丰硕创新成果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前一阶段简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到开始自觉将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条革命道路的基本内容，就是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依托，进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货币学说而逐步形成的。
    红色货币思想的依据和动因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这是从一成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自当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逻辑的起点与前提。
    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著作中。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也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得到译介。然而，在从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到大革命时期这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尽管早期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译介方面，却是偏于剩余价值学说而略于货币学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自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也存在着选择性译介的情形。
    总的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传播是非常欠缺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从创建伊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当前活动的直接指南而接受和理解的。因此，无论是在建党初期还是国民革命时期，揭露资本家剥削秘密和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成为了理论译介和传播的重点。相对而言，与未来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相关联的货币学说也就未能顾及。
    然而，在1927年8月进入土地革命战争之后，党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有了比较迫切的诉求，认识到红色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须有科学的货币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党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三大方面：完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学说的两部原著；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货币主义学说的著作；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红色货币思想的内容和实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等10多个省份里，创建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党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依据，并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开展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于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散见于党在这一时期的决议、公告等文献中。
    实行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内部而言，还是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即毛泽东所说的：“现在苏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的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物品交换，必然要依靠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外部而言，根据地为了打破白色政权的经济封锁，开展赤白两区之间的物品交流，也必须采取商业贸易的形式。因此发展商品经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形式。因此各个根据地几乎都是从一开始无一例外地沿用了货币制度。例如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印章的银票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工”字银元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不但符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是交换媒介的观点以及列宁关于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货币的思想。
    独占货币发行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
    实行货币的独占发行，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根据地通行新货币思想的逻辑延伸。如果新货币与其他货币同时并行而不是独占发行，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序及其新生政权经济基础的动摇。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个根据地必须“把发行纸币的权力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7页。)。例如，闽浙赣根据地规定：“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
    为了使货币独占发行的原则在操作侧面上有所依托，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是必然的要求。然而，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小不一、地域分散，因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适时地提出了“实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为此，根据地的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随着分散的红色区域相对集中地连接成若干大块的根据地，各大根据地在内部实行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例如，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了已经连成一片的赣南和闽西两个地区的货币制度；二是实施完全统一的货币政策，即各大根据地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独立发行各自的货币种类，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必须是一致的。
    吸收储蓄存款和贷款投放生产事业的思想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具有“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银行通过吸纳处于贮藏阶段的货币，从而形成货币借贷资本的过程。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出了“吸收群众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的思想。
    在土地革命时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很快将此思想付诸实践。例如，湘赣根据地在1931年12月的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属各级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与革命群众，如有余裕金钱愿储蓄在本行者，均一律收储。”此外，国家银行行长毛泽东还专门发表《发展与参加储蓄运动》的文章，简要指出储蓄的意义在于集中普遍运用社会闲散余资，投入到生产经营事业中，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新疆金融研究所编：《革命理财家毛泽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在贷款投放方面，苏维埃政府确立了重点扶植农业生产、兼顾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不仅对服务对象和放款用途作出明确规定，而且还规定借贷利率，办理低利借贷。这种低利贷款不但能够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有的根据地还以此为杠杆组织生产竞赛活动，推动了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
    红色货币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诞生的红色货币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并结合根据地建设实际而形成的认识成果，不仅对当时的根据地货币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红色货币思想的历史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对于指导和推进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建立货币体系的实践
    由于有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政权之后，能够快捷地建立起一系列以货币为杠杆来开展金融工作的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各个根据地都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货币机构和实施货币政策，快速地占领和统一割据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全面地推动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开展。期间，尽管也有“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总的来说，根据地的金融秩序相对稳定，金融市场基本处于一种活跃和健康运行的状态，实现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的任务。
    全面推动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开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并且自始至终都伴随着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必然一方面要努力遵循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开展金融工作，努力稳定币值，大力给农业和工商业提供支持资金，为繁荣苏区经济、保障群众生活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战时货币的特殊规律，按照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的要求，努力筹集和提供军费开支，为保证军需、支援革命战争和战胜敌人的军事“围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尽管还没有系统理论形态的阐述，但是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和主干内容却都已构建出来，这为日后党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为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马克思的货币学说是基于欧洲国家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展开论述的，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则是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以自然经济即“地方的农业经济”(《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为主体的农村地区进行武装割据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货币学说为指导，结合具体应用实践而形成的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货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
    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增添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而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是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其中根据地建设的任务，则是要通过开展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而红色货币思想，就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体系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党在日后构建货币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货币问题认识历程的逻辑起点，它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货币思想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前期的基础。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红色货币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的日益广大，红色货币思想逐渐丰富和发展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体系，但是就主要精神和核心原则而言，则始终体现了对土地革命时期红色货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这一思想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