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昀：拨开“国家资本主义”迷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11月7日)

    国家资本主义的大讨论，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兴起。较早由哈佛商学院教授Heskett发韧，提出“何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索罗斯则明确提出，“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到了2012年前后，《经济学人》组织了一次论题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有效替代”的专题辩论，将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引向深入。
    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表面上看是对危机后各国加强政府力量的一种反应，如Bremmer（2009）承认，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西方经济体的政府都在全球衰退之后实施了干预经济的活动，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势回归是全球现象。但实际上，随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学者文章的字里行间隐含的靶子还是中国。在国内的学者们还在苦于没有合适的概念来把握中国发展道路时（尽管有“北京共识”一说，但也是语焉不详，并且，这个概念也是西方人的发明），一些西方人士却迫不及待地宣称，他们找到了中国成功的秘诀，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们甚至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
    拨开这场辩论的迷雾，如果大家能够将国家资本主义备受攻击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相对实力的此消彼长结合起来，将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以及TPP设立的新门槛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并不是简单的学术论争或局限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将中国发展道路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标签，是一些人对于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进程的“有意误读”，是全球化时代经济模式竞争的直接而生动的体现。
    在这些西方人士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以政治权力为依托，为了获取政治利益，参与并支配市场活动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国家石油公司、国有企业、主权财富基金和私有民族品牌。他们所关注的中国经济中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典型化事实包括：1）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制高点”，控制着关键的经济资源。2）国家利用权力限制竞争、保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日益壮大。3）国家挑选部分私人企业进行扶持，并通过控制这些企业来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4）国家通过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海外投资，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以上现象均被西方人士看作中国的国家资本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为实现国家权力最大化而实施的经济活动，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国家资本主义是作为市场（或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它是“国家”与“资本主义”的一个结合。“国家”，突出的是政府干预、管制或垄断，而“资本主义”，鉴于其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恐怕只能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之类来概括。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用于指称那些政府主导、干预或垄断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相当松散而非严谨的提法。特别是，当国家资本主义用来指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对于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特征就忽略不计或视而不见了。进一步地看，指责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批评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所谓通过政府支持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恰恰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企图维持一直以来在全球游戏规则中所占据的有利位势；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以及全球化新标准与新门槛的出现，不过是他们在原来的优势格局被打破后所想出的新招而已。
    在我们看来，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只能说明他们在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事实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具体的经济手段和资源配置的方式，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则属于基本社会制度范畴，两者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建设与完善的是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属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资本主义”的提法完全不适用于指称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体制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连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也不否认。Fan, Morck and Yeung（2011）的经验研究证实，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指出，“中国特色”成分包括依靠政府管理经济、依靠经济绩效而非意识形态考核官员等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包括中国党和政府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制高点，拥有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部分非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权和发展战略决定权等方面；“市场经济”成分主要是指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价格。以上三种成分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当然，即便是这类实证研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只是停留于初步的现象描述阶段，没有深入到基本理论层面。
    我们至少要把握住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指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如果以“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概念作为理论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以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
    第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私有制的扬弃。中国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第三，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成立与发展是自我保护的无奈之举，而不是中国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产物，因而不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范畴。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致力于通过市场化、商业化手段实现国民财富收益的长期增长，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既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又符合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之内的一种的新型财富管理方式。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在宏观调控实践中采取了结构性工具与总量工具并重、行政性调控手段与市场化调控手段并用的办法。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一直坚持市场化导向，强调以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但另一方面，具有结构性调控色彩的行政计划和产业政策从来都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以某种形式最终融入宏观调控，最终形成了计划、财政和货币金融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体系。其中，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与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市场化调控与行政性调控的结合，恰恰形成中国宏观调控的独特之处。本次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发现，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如果完全遵循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教义，采用单一的总量调控手段也是远远不够的。本次危机的爆发让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过度自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主流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单纯关注总量波动的宏观调控是不够的，还需要特别关注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量，并采取相应的结构性调控措施。而关注结构正是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的一大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验或许能对全球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所奉行的并不是什么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没有结束，目前的体制离“完善”的标准还有差距，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导致一些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不过，我们应当以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来看待这些问题。需要看到，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崛起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地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同时又不断地用发展的办法化解改革中出现的矛盾的动态过程。历史经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的各种由于改革不配套、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而导致的过渡性问题也完全可能通过继续推进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办法得到根本解决。在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保障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道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将更为清晰合理。
    总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探索政府与市场最优边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那些对中国尚未定型的经济体制横加指责，并冠之以“国家资本主义”之名的做法显然是机械的、僵化的，无异于刻舟求剑。(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