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昀：用好三类理论资源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0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论断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发展和完善植根于中国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为指导，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是一个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开放体系。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握时代脉搏，直面中国现象，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经济的特质，扎实缜密地总结中国经济的典型化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思考和理论创新。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在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进程中，要特别注重用好三个方面的理论资源。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形成的理论成果。其中，那些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和分析的著述尤其可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套深刻、宽广、辩证、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狭窄、封闭、细致、精密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教条，也没有穷尽一切真理，它既为我们观察、提炼、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分析框架，构成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也给后人留出了继承和发展的余地。我们要在经典作家研究成果基础上，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学在具体问题分析和某些研究方法上的优点，结合中国实际，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更加全面、科学、深刻地解释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运动过程的基本规律。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新问题，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宝藏。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实践，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可以在多个领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以政府作用为例，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应该是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之相对照，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有为政府。各级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充分运用蕴藏于政府官员之中的“企业家才能”来促进市场发育，推动经济发展，正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密钥”之一。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备明显区别于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更适合于解释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并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的特征。
    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既包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精华，也包括当下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先哲们的卷帙浩繁著述中同样积累了深刻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西方世界的古希腊、古罗马经济思想交相辉映、各具特色。孔子、孟子、管子、墨子等先秦诸子，司马迁等史学家，范蠡、桑弘羊等理财能手、严复、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都留下了宝贵的经济思想遗产，至今仍闪烁着光芒。这一点在国际学界也得到了普遍认可。例如，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发现，人类最早的经济分析方面努力的痕迹可在古代中国找到，我们可以从孔子和孟子的著述中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
    由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与西方有着明显不同，这就使得中西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中国在数千年间形成的忠君报国、强调集体主义、崇尚民族利益的文化背景与道德规范，与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有着明显不同。将这种思维框架和道德规范引入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人就不再是冷冰冰的经济人，而是活生生的社会人。如此看来，中华五千年文明所积淀下来的在哲学思维、价值偏好、行为目标、约束条件等方面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影响，正是“中国特色”的重要构成，也自然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涵盖和充分考量的方面。由此可见，经济理论工作者如能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精华进行充分的提炼整理，完全可以使其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进程中绽放光彩。
    三是国外经济科学的理论资源，这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的积极成果。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指出其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总书记的讲话表明，西方经济学成为当今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是因为它对西方经济现实给予了具有一致性的解释和预测, 而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经验表明只有西方取得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功。在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既要注重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也要注意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认真研究西方发达经济体过去数百年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总结其理论逻辑和经验教训，当可形成“后发优势”:冷静判断中国的发展阶段，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避免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乃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借鉴他人的经验，是加速发展自我的有效“捷径”。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论是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升华，是成功的秘密和失败的教训凝聚的结晶，谁善于利用这条 “捷径”，谁就会很快顺利地到达成功的 “彼岸”。否则，就会作茧自缚，四处碰壁而不得其门。这就表明，在市场经济运行层面，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各种具体理论机制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增进社会福利均有着积极的意义，其经验教训同样值得中国借鉴，但也应注意其适用范围，不可滥用理论。总之，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进程中，要始终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那些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
    在用好上述三类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分析新形势新问题、概括新思路新认识，同时注重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优秀成果中汲取营养，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是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升中国经济学理论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经济学家国际话语权的必由之路。（作者：董昀；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